其實，現代中國人大概都知道什麼是“上訪”：所謂上訪，就是平民不服地方司法和執法機關的審判和執法結果，爭取無門，抱著一種攔路告狀的伸冤心態，從地方前往首都北京的信訪局。上訪的年期可能長達二十年以上，他們往往傾家蕩產、身有殘疾，且抱有沉痛的冤情，伸冤是他們活下去的唯一動力。他們向國家機構孤注一擲的抱以最後希望，但往往令他們死於非命、絕望至底的，就是國家。
2004年，中國國家信訪局局長說上訪案件達一千萬宗，上訪人次每年超過五十萬人次，但真實的數字估計為公佈數字的兩到三倍，亦即每年有一百萬到一百五十萬人次上訪，二千萬到三千萬宗上訪案件。由官方公佈的上訪成功的比率是百份之零點二，也就是說，每一千個個案裡，才有兩個成功案例。
政法大學的學者蕭瀚的評論說，當代中國的上訪之所以規模巨大、人數眾多，其根本性的原因在於，三權分立的憲政框架沒有確立，司法既受制於非司法的政治權力壟斷者的制肘，消解了制度原本可能具備的支援和監督力量，社會又欠缺監督力量，公民權益無法保障。也不應要求凌遲司法權的政治權威去實現正義，這樣只會無限地增加訴訟成本，蕭瀚痛心地說，個別官員不能超越制度結構，就像人不能揪著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這話亦即盧躍剛所說的“不要相信什麼青天大老爺，沒有什麼青天大老爺”。
上訪村，它曾經的位址，是北京永定門幸福路周邊，火車南站鐵道旁。各地傾家蕩產的貧苦農民來到北京，只能住在五塊錢一晚的上訪村大雜院。上訪村已經消失了，因為北京奧運，2007年12月17日，上訪村最後一幢訪民大雜院被推土機推倒。而杜斌的《上訪者》(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年4月出版)，也許就是上訪者和上訪村的一塊紙質紀念碑。現在北京的一名上訪者劉安君說，殘留在北京的上訪者至少還有一兩萬，在三四環那裡又有新的上訪村形成，然而愈接近奧運，被抓走的人愈多。
這本《上訪者》三百多頁，收錄上訪案件近150宗，只是冰山一角。每宗個案會有一個對頁，極簡短的文字描述，和一頁的照片，非常沉重，我幾乎從未遇到這樣一本幾乎是不看完就覺得自己有所虧欠的書。
因為北京上訪村和書裡的許多上訪者，都已經不存在了，這本書就是他們存在的唯一證明。有八成的上訪者以橫死收場。維持長達十一年的大規模各地“上訪”現象，曾經受到國際的熱烈關注，杜斌為受訪者拍攝的照片就曾經刊登在《紐約時報》，在國內也引起過媒體的熱烈關注。但盧躍剛以《中國青年報》因報導一宗上訴案而被起訴，四年後敗訴的經驗，說明了什麼是絕望，他說：“我們在中國社會擁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實力，尚且是這樣的糟糕結果，可以推知其它上訪者的命運了”；他還說，中國時政類媒體都有官方媒體的性質，關鍵時可能出賣人、拋棄人。
作者杜斌也以記者為使命。他的捕捉準確，情感沉重，句子簡潔。在書中的自述中，他絕少營造自己的正面形象，反而常常自責心腸太硬、怪自己催促被訪對象、始終記得自己何時沒有和被抓的上訪者站在一起。一個國家不能解決而只想掩藏的黑暗，杜斌以一種詩人的真誠，背負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