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六十四歲的前趙紫陽秘書李樹橋，曾任職國務院辦公廳、中共中央辦公廳，及《紅旗》雜誌。1978年，中國走上改革開放道路，李樹橋認為外界一直稱鄧小平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說法並不準確，他只是積極的支持者，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並沒有設計藍圖，只是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如包產到戶，是農民的創造，並不是那位領導人設計出來，至於創辦特區，也是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等地方領導人首先提出，然後獲得中央批淮。鄧小平支持群眾的創造，把改革一步一步推向前。
李樹橋表示，胡耀邦及趙紫陽在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分別掌管政治及經濟政策。胡耀邦在政治上撥亂反正，破除極左思想，平反冤假錯案，“天安門事件”平反，“兩個凡是”政策得到糾正，文化大革命遺留的重大問題逐步解決，令中國可以實行改革開放。負責經濟政策的趙紫陽，在主持國務院總理的幾年間，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像能源，交通等，而且抓緊企業技術改造，為後來的經濟高速發展奠定基礎，另外，在中國經濟體制內，從計劃經濟到巿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趙紫陽做了艱苦細緻的工作。
他說：“我覺得，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積極支持者，及堅定倡導者。那麼胡耀邦著重思想上及政治上，撥亂反正，思想上他組織了真理標準，然後在政治上，平反冤假錯案，奠定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趙紫陽在經濟建設上，進行了撥亂反正，他克服了我們過去追求那種高指標、高速度，頭顱大，浪費大，效益差，群眾的實恵很少的經濟建設路子，人民群眾能夠得到更多實惠的經濟建設路子。”
對於中央領導人如何醞釀改革開放政策，李樹橋指，改革開放是歷史發展大趨勢，自從粉碎四人幫後，在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後，他曾派出由國務院總理谷牧為首的幾個高級代表團到歐洲、美洲、日本去考察，帶回世界經濟發展的訊息，向中央領導人匯報，促使領導人思考，為何中國在經濟上遠遠落後世界強勁的國家。
然而，走上改革開放道路，也幾經波折，李樹橋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便開了36天，因為出席會議的幹部，就檢驗真理標準，平反冤假錯案，發生爭論。當時的國家主席華國鋒及副主席汪東反對“丟掉毛澤東的旗幟”，即“兩個凡是”政策，凡是毛澤東的指示要照辦；凡是毛澤東做出的決策，就不能改變等等，但大部分幹部主張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最後華國鋒接受大多數人意見，最後為冤假錯案平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經過討論，達成一致意見，這個會議後轉向，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他說：“爭論一個是檢驗真理標準的討論，有些領導人覺得提出這樣問題，就是丟掉毛澤東旗幟，有人反對，另一個是要不要平反冤假錯案，像文化大革命，反右派，其他一些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這也有不同意見。華國鋒的民主作風比較好，儘管他開始時觀點不正確，但他接受了多數人的意見，所以才使十一屆三中全會向前看的結果。”
改革開放30年，珠三角經濟特區成了改革指標，首先提出創辦特區是當時的廣東省省委書記習仲勛及常委吳南生，但推行特區初期，曾受到極左保守派反對。李樹橋表示，在深圳珠海建立特區，獲得當時中央領導人批淮，包括華國鋒及鄧小平、李先念，他們同意建立特區，但遇到極大的保守派勢力阻止，不過主張鳥籠經濟的陳雲，郤沒有明確反對經濟特區政策。
他說：“經濟特區的建立，曾經遭到思想比較左的人比較，很多的是老幹部，高層的我沒有聽到誰明確反對，有些人到特區看了，批評只有五星紅旗是紅的，其他改變顏色了，事實證明他們的看法是錯誤的，這種左的思想並未有阻擋經濟特區的發展。”
李樹橋又指，最後實驗證明，珠三角經濟特區成為對外開放及引進技術的窗口，也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區，其後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從特區試驗，然後推廣到全國，例如，公職制度改革、勞動制度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包括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許多改革都是從那裡試驗，推廣到全國。
至於農村政策方面，李樹橋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農村改革的序幕，其後趙紫陽出任總書記後，支持家庭連產承包制，即“包產到戶”，也是想搞專業農戶，促進農業與商品經濟雙結合，這與現在推行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是一個基礎，他的政策一直影響到現在，另外，他提倡發展農業科技，重視科技在農業發展的作用，這些對於當前解決農村農民，以至農業問題都有實質意義。
另外，李樹橋總結，改革開放３０年主要解決了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到巿場經濟的轉軌，社會主義巿場經濟的框架己經建立，他認為，中國今後的道路，應該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如行政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應當跟上經濟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