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六四學運,對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經歷軍隊鎮壓的學生,可以說是一場噩夢。當年,香港學聯上京支援學生的幾名代表,在廣場留守至最後一刻,留下震撼的衝擊。他們帶著"六四創傷"返回香港後,有人迷茫了幾年,有人屏蔽記憶,不過大多數能夠重新站起來。轉眼六四已經25年,他們坦言今日重看當年片段,仍會出現迷茫,或許這個創傷難以治癒,但無論多痛,也要繼續說出六四真相。(海藍報道)
經歷六四學運的人形容6月3日軍隊鎮壓之夜,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北京城仿如戰場。來自香港的學聯代表陳清華、李蘭菊及林耀強,當晚在廣場度過人生最難忘的一夜,這段記憶留下的創傷,在六四25週年依然存在。
現年49歲任職社工的陳清華憶述,當年學聯一班代表刧後重生返回香港後,從未一同坐下來談過六四的感受,或許大家想逃避痛苦的回憶。他還記得當年午夜夢迴,經常會驚醒大叫;完全沒印象發過什麼事,或發過什麼夢。他又記得白天在街上走時,彷彿返回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空無一人,他好像在發白日夢,這些情況持續近兩年。
今年5月,六四紀念館開幕那天,陳清華接受瑞士電視台訪問,他看見録映帶播出八九學運的情景,再次勾起那場噩夢。他坦言感覺很辛苦,更辛苦是太太帶同兩個女兒到場,希望他講解六四事件。說不到2分鐘,便說不下去,陳清華知道這是六四留下的創傷。
陳清華說: 其實那不是回憶,突然間返回那個位(天安門廣場),你不是記起事件。每年參加六四集會,我什麼也做不了,不會唱歌、喊口號,只能靜靜地聆聽,有時流淚。太太完全不明白,認為我應該向女兒講解。
六四事件自89年4月開始,北京大專院校學生主導在天安門廣場,發起達2個月的學生運動。6月3日晚間至6月4日凌晨,中國解放軍與試圖阻止部隊的民眾,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地區爆發流血衝突。
6月3日下午,中國當局確定實施戒嚴令,並允許"使用任何手段"清場。香港學聯代表開會後決定返回天安門廣場,與北京學生同行。回到廣場後,陳清華發覺最初包圍歷史博物館的軍隊,他們完全不動,而另一批軍隊由毛澤東半身像左邊外街,一路向天安門推進並且沿封路,陳清華發現死傷者從那方向來,廣場的醫護人員建立臨時救護站,他和李蘭菊隨即加入,幫忙抬死傷者。軍隊在9時多已經開槍,那時的死傷者大部分都是中槍。陳清華指出,他控制自己的情緒方法,唯有見傷者便抬,在他面前經過有百多二百名死傷者,幸好天安門夠黑,他不用清楚看見他們的臉容。
然而,有一幕震撼的情景發生,陳清華終於忍受不了。凌晨約2時半,他認得其中一位死者,是內地某位大學生,死者年約11歲的弟弟抱屍痛哭,兄長被抬上車一剎那,他拼命追車,然後跑回救傷站對著他們哭。之後,他衝到軍隊那方向說要報仇,大家攔不住他,然後不知發生什麼事情,這名小孩中槍死亡,大家終於崩潰,李蘭菊氣至暈倒。陳清華形容,當時很絶望,一切突然變得不真實,之後發生的事也很迷離,他突然發狂走向停在天安門城樓的千名軍隊,用相機不斷拍照,他沒法解釋自己的行為,軍隊沒有開槍,但十幾人衝出來用棍打他直至昏迷。甦醒後,他繼續留守廣場,直至近4時,醫護人員強行推他與李蘭菊上救護車,臨行叮嚀他們返港後,把今天發生的事告訴全世界,這個囑咐令他堅持做見證25年。
學聯另一名代表李蘭菊,6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與陳清華經歷戒嚴部隊進入廣場的情景。現身居美國的她,回憶起25年前,仍有兩幕情景難以忘懷,說到一半哭了起來。李蘭菊哀傷地說,當時有批軍隊在警戒線外列隊戒備,她曾憧憬軍隊不會開槍,並幻想他們會保護學生,當她看見工自聯的年青女工衝過警戒線,向這批軍隊求情時,她也大膽走到一位軍官面前,捉著他的手,然後以香港學生身份說明北京學生不是暴徒。這位軍官目無表情,但眼中有淚。廣場是人性掙扎的戰場,她也哭至跪地,其他學聯成員急忙把她拉回安全地方。
另一幕震撼李蘭菊的場面發生在稍晚時份,一輪槍聲之後,她在救傷站目睹很多傷者抬過來,尤記得一名11歲小孩向開槍樹叢擲石,說哥哥被他們打死,他要跟軍隊拼。她死命抱住小孩生怕他送死,小孩伏在李蘭菊懷內痛哭,久久沒法平靜。其後一輛救護車駛走,小孩突然拿著石頭追著可能載著兄長的救護車,背影消失在街上。李蘭菊感到天旋地轉,她的記憶只去到這裡。原來有一幕重要情景,可能太傷痛,李蘭菊屏蔽了記憶。直至六四20週年,香港傳媒訪問她才告之。根據陳清華的描述,那名小孩被軍隊槍殺後,被抬回救傷站的一刻,李蘭菊激動至暈倒,但她竟然沒有了這一幕。
李蘭菊說: 我聽罷很震撼,難以接受,原來記憶中沒有這部分,後來我翻看自己的筆記,曾親自記録小孩滿身血淋淋被抬回來。其後,我問教會的臨床心理學家,他說可能是屏蔽記憶,我將一些痛苦太大的事壓下去,因此記憶被壓抑掉,至今沒有這一部分。
其實,李蘭菊不想回憶這段傷痛歷史。她坦言廿多年來都很辛苦,很想放下這個包袱,然而責任上要她記住每個細節,所以無論多傷痛,每年也要把這個未治癒的傷口打開,25年來仍然做見證,因為她堅負一個責任。她解釋,大陸民眾保護香港學生出來,為的是把真相公開。她的信仰亦推動她向前,雖然李蘭菊在美國做見證十分孤單,唯一令她鼓舞是每年香港六四的燭光晚會,每逢看見這片良心的燭海,她才會重新有動力。
學聯另一代表林耀強,89年6月3 日,在天安門廣場與大陸學生並肩作戰,留守在紀念碑最頂層。很多人以為留在廣場最危險,當時他判斷那裡最安全,軍隊應該不敢胡亂開槍。事實證明,廣場內的軍隊最克制,大部分開槍發生在廣場外圍,以至北京城其他地方,直至清場,大部分人仍能安全離開紀念碑。林耀強憶述,直至4時,整個廣場全部熄燈,紀念碑四個角有似八筒燈在照耀,好像舞台,當時正與戒嚴部隊說是否撤離廣場,還未說完,頭頂不停聽見槍聲。士兵好像逼近,有5、6個解放軍衝上來,當時沒開槍,用槍柄趕大家走,北京學生圍住他推他走,他們很想林耀強把看見的事帶回香港,然後再告訴全世界,當時他很感動。其後的逃亡過程,令他見盡滿目瘡痍的京城。
回到香港的頭半年,林耀強經歷信念崩潰的低潮。記得當時在學聯會所睡至下午,他不想起床的原因,其實是一種逃避,世界頓時變得黑暗,他不知怎樣生活下去。幸好當時他不停去社區中心、學校講經歷,感受到社區中心的師奶、街坊,其實事件對他們有震撼,也覺得要有民主才可解決。林耀強開始明白,雖然大家做了這麼多事,這麼大的運動只能做啟蒙工作,或死的一天也看不見結果,但最重要是那件事是否值得去做。這件事想通之後,亦令他的生活得到平衡。
林耀強說: 我想這個將信念及價值內化,更加明白歷史發展不是我們的喜好,最重要那件事值得去做,那便去做,未必能看到馬上的結果。甚至法國大革命後更獨裁,我們看西方歷史也是這樣,這件事令我想通了之外,也令我GET BACK MY LIFE。
經歷短暫迷茫的林耀強,坦承有六四後創傷或後遺症,但比起參與學運的大陸學生所付出的代價,香港學生已經非常幸運。林耀強明白到不一定今年便看見運動的成果,他發覺生命有同樣重要的事,依然有家人、朋友,它不再是生命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