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20周年紀念專題之一:從六四到維權

自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後,北大教授丁子霖與張先玲等幾名遇難者母親,二十年來,輾轉組成百多人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組織,為平反六四與當局抗爭。多年來他們由悲痛的母親成為理性的抗爭者﹐只是希望與當局對話﹐以法治解決問題。而在六四事件中槍成殘疾人士的齊志勇,十多年來不斷向外界說出真相而遭打壓。他認為,當局剥奪六四受害者的權利,他會以個人力量繼續抗爭。(海藍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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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從九零年,天安門母親仍未形成,她便經常在國際上發表六四真相,接受媒體訪問,也呼籲國際社會及全世界群體,關注他們這些有困難的人,其後不斷收到國際人士的捐款,令一些困難的遇難家屬得到幫助,這批家屬逐漸凝聚成一個團體。

與丁子霖最早發起“天安門母親運動”的張先玲,她的十九歲兒子王楠,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附近遇難,當時她十分悲痛,後來與丁子霖認識後,她們尋找相同遭遇的母親或死難家屬,互相支持,逐漸形成“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找出政府鎮壓六四的證據,並搜集六四死難者名單,展開理性的抗爭,成為六四事件重要社會團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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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過去,七十二歲的張先玲早巳走出悲痛的陰影,與一百三十多名成員成為理性公民,為維權抗爭。張先玲表示,從九五年開始,她們寫信呼籲平反六四,從每年一封,到現在每年四封,包括每年兩次寫公開信給中共及全國人大代表,表達我們的訴求及主張,怛當局至今,沒有任何回應。

她說:我們從悲痛的母親變成有理性的公民,然後我們向領導提出3項要求:公佈真相、依法賠償、追究責任者的責任。我們放棄以血還血、以牙還牙的暴力原則,這就是我們,當時我的孩子被打死,氣得可以用炸彈炸了你。現在我們反對各種形式的暴力,我堅持和平理性解決問題,在法治道路上解決問題,要求你和我們對話,求同存異。

張先玲表示,“天安門母親”維權十多年,也是她們成長的過程,雖然當局仍不肯對話,但她們發揮一定的作用。她認為,由於該組織的存在,政府沒法淡化六四,因為她們不斷發出聲音,因此全世界,以至中國人都不能忘掉六四,儘管有些國內年青人不知道,因為輿論控制得嚴,但是私下還會談及,這是維權鬥爭結果。另外,政府方面,對天安門母親在態度上有一定的變化,這是她們多年維權的收穫。

她說:起碼警察方面,剛開始對我特別兇,特別厲害,好像我們是罪犯,通過教育,他們知道我們是好人,他們不應該看我們。很多警察這樣講,我們沒辦法執行任務,你們都是好人。你叫他說句心裡話,他也是同意我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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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一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附近被嚴部隊開槍擊中。(法新社圖片) (AFP)

對於當局十多年來沒有回應的訴求,有兩、三名母親巳去世,這抗爭難有成果,張先玲則表示,平反六四的任務可由下一代延續,她們對此很樂觀。張先玲又指,近年來,她們不斷提出要對話,當局敢跟美國對話、跟國民黨對話,但是郤不敢與自己人民對話,當局對事件內心有愧。

另一名天安門母親徐珏,當年任職東風電子工廠的二十一歲兒子吳向東,在木樨地遇難,最近兩年,每逢六四前夕,她們會到天安門附近拜祭亡兒。徐珏表示,今年六四二十週年,當局肯定監控更嚴,但她們不會停止活動,除非公安把她們關押。

她說:我們去不同死難者的地方祭奠,比如我兒子及丁老師兒子死在木樨地,我們六月三日晚上到木樨地,國際媒體可以去攝像,不許採訪.張先玲兒子死在天安門附近,她也去了兩年,那麼多國際媒體,警察不敢對我們怎麼,這個我們一定做的,除非他把我們抓走,

徐珏又指,多年來,不斷受到公安騷擾,像今年兩會期間,她要外出,所住社區的保安通知安全部人員,全程跟踪監控。另外,丁子霖家門外都裝有監控攝録機,但天安門母親,仍然到丁子霖家開會,她們不害怕被打壓,因為這是公民權利。

六四傷殘者齊志勇,與“天安門母親”同樣為六四維權,但唯一不同,是他以個人力量提出訴求。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齊志勇在北京西單六部口被戒嚴部隊槍擊,其後左腿被截肢,一場六四運動,令他改變一生。二十年來,與他遭遇相似的受害者及北京暴徒,大部分不敢提六四事件,他郤基於個人信念,向外界公開說出六四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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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示威學生和北京市民圍堵進入北京的軍車。(Muriel Southerland 拍攝) (Muriel Southerland)

他說:這國家不講道理,盡講動亂,從來沒承認它開過一槍,就是對我們傷殘的,及失去子女的媽媽,都沒有說一句話,給一個交代,都沒有,所以一年一年增加我要鬥爭,完完全全投在鬥爭中,一定要有勇氣站出來,所謂站出來,就是講出我的真相和事實。

自六月四日中槍後,齊志勇除了終身殘廢外,也被扣上六四帽子。作為殘疾人士,社會有補貼及生活費,但他什麼也沒有,只領到以前工作單位的最低工資三百多元,在六四事件中受傷,他以為政府會作出賠償,並會還以公道,但等了五年、十年都沒有,自此,他對政府不作幻想。齊志勇回憶,八九年學運開始時,他天天到廣場,受到新思想的薰陶,產生新的理念,開始了解民主自由及個人權利,作為六四受害人,他認為在二十週年,應繼續推動民主自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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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我知道什麼叫民主自由,及什麼是個人權利,知道什麼是生存權,人有發言權,現在他們剥奪我的發言權,把我變為啞吧,和諧一定要講出,到底我得到些什麼,和諧社會不是一句話能定下來,它有多元元素,完全可以表達,完整去表達,我沒有得到過。

齊志勇走上維權道路後,不斷受到監控,每年敏感日子或甚至他的生日,人身自由都會受限制,今年中共建國六十年,加上六四二十週年,自三月份兩會會議前,國保人員不斷騷擾他,但齊志勇表示,他會繼續公開呼籲平反六四,不管二十年,或是三十年,這是他願意承擔的責任。

從今週四開始直到六四二十週年紀念日﹐我地一連幾個星期﹐逢週四播出有關專題﹐敬請留意。(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海藍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