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似乎在六四鎮壓後，徹底被摧毀，中國官方也再三強調，無論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就，證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符合中國國情。
回顧二十年，六四鎮壓是否如官方定調，沒有對中國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秘書鮑彤認為，六四的陰影仍然籠罩著中國，沒有隨著時間而淡化，當局腰斬政治改革，在沒有民主制度平衡下，集中力量進行經濟改革，這只是經濟利益重新分配，但不會向人民有利方向發展，因此二十年後，中國各地區、政府各部門，上上下下普遍腐敗，這現象是必然的，因為六四是對反貪腐運動的鎮壓，貪腐問題沒有解決。
他說：六四對民主的鎮壓，因此六四以後，必然是人民的民主制度全面破壞，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分配經濟利益只可能達到什麼東西，他的獲利者，也就是說經濟利益重新分配，如果把這個說為經濟改革，是對經濟改革的嘲弄，實際上六四的結果，整個中國有重大的消極現象，根子在六四。
鮑彤回想，中國今天的繁榮存在貧富懸殊，其實是政治改革腰斬的結果。現在的老百姓看見的貪腐現象，不可能不想到二十年前的鎮壓，當局迴避六四事件，不能解決社會矛盾。鮑彤又指，其實中國巳面臨危機，不能想像一個指揮軍隊鎮壓人民的國家，具備共和國的性質。他認為，如當局沒有鎮壓六四，中國今天無論在政治及經濟上，都會發展得比台灣及香港好。
對於六四鎮壓的後果，「六四四君子」之一的周舵認為，二十年來，中國培養了資產權貴階級，官員貪污情況增加。由於政府官員的政治權利，不受人民監督約束，他們利用權力貪污。周舵又指，六四事件，對共產黨一套理想及信仰打得粉碎，部分官員對體制的正義存在疑問，其後產生官員斂財，送子女到國外的現象。相比八十年代，現在的社會矛盾更尖銳，中國各地常出現大、小規模的維權抗爭。
他說：最主要原因，是權貴資產階級，巳烴是惡性循環的大毒癅，可以弄成天怒人怨，發生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幾乎無可避免，反腐敗，從江澤民．李鵬的時侯開始，天天講，結果腐敗愈演愈烈，從小規模到大規模，從局部性，擴散到全面，現在擴散至每一領域，成為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在八十年代，曾作出體制改變及現代化轉型，一場六四鎮壓，令當局改變政策。被稱為「六四幕後黑手」的陳子明表示，無疑六四事件後，鄧小平加快巿場化速度，但巿場化過程，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模式，變成野蠻化的資本主義，單一的經濟改革令步伐加快，但郤走徧了，巿場出現道德問題。陳子明又指，從民主化角度來看，如果沒有鎮壓六四，按照趙紫陽的思路發展，九十年代，新聞自由會有突破，結社自由及其他的公民權利，都會逐漸落實，政治體制改革有機會前進。
陳子明說：現在來說，法律上大倒退，巿場化把可能有的，變成野蠻化的過程，政治改革民主化，是不僅是停止，而是倒退，最壞的結果，中國人的道德受到打擊。八九以後，變成比毛澤東時代更不講理想，更不講道德，純粹講利益，純粹講弱肉強食，六四鎮壓是歷史大倒退，是一件非常悲慘的歷史事件。
曾參與八九民運被捕的資深傳媒人高瑜，認為八九年的學運，是一場突發性沒
有政治綱領的運動，因為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遊行，最後遭到這樣下場，政府要負上責任。高瑜批評，當局用鎮壓換取二十年的穏定，未免損失太大，結果產生官僚及資本家利益的極右政權。
高瑜說：今天代表大官僚大資產階級這種利益的極右政權，他垷在不是毛澤東那個左，極右政權，而且最反動的大資本家大財團勾結。當然是倒退，十三大後就倒退，鄧小平又是屠殺，而且開始完全按照它意願，進行著單純的經濟上走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還是維持一黨專政。
對於當局鎮壓六四，有前官員認為反而鞏固共產黨政權。前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姚監復表示，六四事件對中國起了相反作用，鞏固了共產主義制度，如果六四來遲一點，在東歐蘇聯垮台之後再出來，可能中共會轉型，因此六四事件的國際意義比國內意義大。姚監復批評八九民運推動急進式政治改革，他認為經濟及政治改革，同樣要稳步前進，或逐步前進，要做好思想基礎。
姚監復說：六四發動的時間，現在反過來看，歷史不能重複，但是後果是共產黨及時把群眾性運動壓了以後，保持了穩固。這個時候，蘇聯世界各國，不可能支持這樣的一個學生運動，最多是香港，送來一些帳篷而已。因此這個時間的發動（鎮壓），選擇對共產黨非常合適的時間，大環境，小環境必然會出現這次鎮壓。六四最主要的負面效果，鞏固了共產黨的統治。
姚監復又指，經過二十年，對六四定為暴亂份子的人，現在可以公審，及公佈罪證，如果沒有罪行證據，二十年也查不出來，應該像趙紫陽覆蓋黨旗、國旗，給他送別儀式，或給一点撫卹金安慰生者，用右派份子改正方式，進行個案方式覆查，這是解決六四事件的一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