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曾向坦克放火的高鴻衛，被當局以縱火罪判監十八年，零七年才獲得釋放。高鴻衛認為，當年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一時衝動放火，失去十八年自由，重過正常生活後，他希望向前看，不再提六四。如果當局說他犯罪，坐牢巳補償足夠，也不欠政府。
高鴻衛還說，一般北京「暴徒」對談論六四是一個禁忌，一方面時間令事件淡忘，中國經濟在轉型，大家只想多賺錢，生活得好一點。另一方面，當局一向視六四為忌諱，坐牢的首十年，每年六月四日，監獄對他們管得較嚴，不淮他們放風或勞動，所以他們都習慣不去觸碰此段歷史。
他說：我覺得像我這個年紀的人，每個人都能講出他所經歷的一個故事，這只能是一個故事，因為時間在向前走，社會這個樣子，每天不允許你考慮這個問題，每天怎樣生活，像我不想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跟我不著邊際，我不能拿他當飯吃。
現時流亡澳洲的北京暴徒孫立勇，對高鴻衛的心境頗為理解，他表示，外界可能不明白，北京「暴徒」獲釋後，仍被剥奪政治權利，每人的時間長短不一。數年前，當局曾威嚇他們，如果公開談及六四，可能會送去勞動教養，令他們形成忌諱。不少北京「暴徒」坐牢多年，他們沉默是為了保護自己。
曾參與八九學運的人民大學博士生江棋生，為六四事件坐牢兩次。六四事件二十週年，他向海外發表「六四鎮壓受害者狀況民間報告」，無懼六四的禁忌。江棋生指，他個人對事件不作迴避，但對當年經歷六四鎮壓的北京老百姓而言，可能構成心理恐懼，或免遭牽連而受懲罸，因此北京人二十年來，不公開談論六四，並不代表他們不要求當局平反，或刻意忘記這件事。
他說：實際上根據我的了解，經歷過那場運動的北京老百姓，是不可能忘記，私下的交談中間，基本態度很明顯，就是六四這個案子，肯定要翻過來，假如你跟出租車司機交談，往往是很肯定的答覆你，他們是不怕說，你說的公開場合，他們沒有大胆的表態。當然官方是刻意不提出這件事情，在任何的媒體上，包括在網絡上，不允許出現八九民運及六四這件事。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博樹則認為，六四事件後，當局用高壓手段對付老百姓並不明顯，主要針對民間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士，老百姓的恐懼更多來自心理的層面。另外，官方及傳媒迴避是及六四，北京巿民明白政府迴避六四的原因，也知道政治事件可能涉及風險。
他說：當局不一定非要，全國的老百姓太多，它是警力跟國安糸統有限，他不可能對每個老百姓都採取恐懼及高壓手段，所以這種恐懼的話，更多是來自於普通老百姓的內心，這個很好解釋的，這二十年的話，從政府來講，當然他知道自己做錯，六四這事情，它在所有公開場合，它就迴避，不談這個。
張博樹指，政府對六四維權人士及曾涉及八九學運的示威者，多年來監控他們的生活，用如臨大敵的方式來處理，比較愚蠢，也浪費很多警力上的資源。他認為，爭取六四旳公正訐價，也是當年參與學運的民運人士，及六四受害者，人數並不多，當局不應採取高壓手段，而且多年來沒有改變政策。
近代歷史學家章立凡曾經歷六四事件，他認為，中國作為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至今未能面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是很可笑的事情，不過亦很可悲。當局常以為封鎖訊息，不談這段歷史，大家便可以忘掉。章立凡分析，現在中年以上的北京人，一定有六四的記憶，但他們不向下一代談及這段歷史，令年青人對此完全無知，再加上官方不提此事，學校教科書沒有記載，大陸網站也屏敝訊息，當局以為這樣可以掩蓋真相，只會適得其反。
他說：但是這個社會現狀來看，讓下一代不知道這個事，並不等於解決了所有社會矛盾，一旦下一代發現受騙，我們年青一代，他們都有上互聯網的技術，我想在屏敝訊息這一点來講，實際上是很愚蠢的事，如果長期被欺騙，一旦被發現，那種印象是深刻的，就是說要嗎你不說假話，要嗎你說假話不被揭穿，一旦被揭穿，失是你自己的信用。
章立凡批評，當局用高壓手段禁止人民說話，只會增加他們對體制的反感，情緒得不到渲洩，人民鬱悶到一定程度，會引發社會矛盾。另外，官方沒有解決六四事件的智慧，愈漸倚賴高壓政策，找不到其他理性的解決方法，令民怨日深，社會更不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