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不争的事实。新常态者，风光不再依旧也。
旧常态是开足马力崛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挖煤？为了炼钢烧水泥。为什么炼钢烧水泥？为了盖高楼大厦。为什么盖高楼大厦？为了把GDP和垄断利润搞上去。
至于为什么非把GDP搞上去不可？那是为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以证明一种合法性。为什么非把垄断利润搞上去不可？那是为了达到让打江山坐江山的革命者的子子孙孙先富起来的目的。探讨到这里，至矣尽矣，已经到达根部和底部了。
所以，高楼大厦卖不出去，也必须如醉似痴地拼命盖，而且必须保证高昂的垄断价格不跌落。
楼房之所以卖不出去，倒不是老百姓不需要住房，而是他们买不起。为什么老百姓口袋里没钱？因为廉价劳动力是我国的优势，这优势千万不能丢！所以，中国劳工只要在党的安排下，就必须安分守己甘当廉价劳动力，不得讨价还价，不得抱怨发声，不得自行组织工会，不得示威游行，永远服从党的摆布。至于马克思主张维护的劳工权益，无异于境外敌对势力所设的陷阱，中共领导下的劳工必须提高觉悟，擦亮眼睛，免得上马克思的当。
由于顶层设计所专注的是千方百计确保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众的贫困化就成了中国的不治之症。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的预言，不幸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土上应验了。新常态者，由无产者贫困化导致的经济危机的另一种说法也。至少在中国，马克思对榨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观察和分析仍然有效。
所以，楼房之类就卖不出去了，变成“库存”了。年复一年，积累起来的新房库存数，国家统计局应该了如指掌，不过那是机密，属于党国专有。从一些报刊透露出来的零星信息看，全国城镇的待售住宅，有说4亿平米，有说40亿平米，也有说是90亿平米，反正超出人们的常识和想象。
本来至晚从2009年起，中国就应主动转入“新常态”了。不过当时心犹未甘，所以又挣扎了这些年。于是到了2015，“新常态”一词终于启用，接着，“脱贫”也被提上议程，这应该意味着一种觉悟和警醒。觉悟和警醒是好事，也就是觉今是而昨非。
回头是岸。不回头也不可能。不仅要告别“发展是硬道理”，而且必须改变确保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全部相关设计。我认为，这是告别2015的意义所在。
告别过去，在于“脱贫”。扶贫办主任认为，贫民在十三亿人中只有七千万。我不作如是观。这位主任想必尚未看到北京大学的报告：占总户数25%的中国人，只得到全国总财产的1%。只要这三亿人所得财产总额没有重大的变化，中国的“脱贫”就无从谈起。脱贫脱贫，任重而道远啊！
至于脱贫从何起步，现在占主流地位的主张是由党政机关立下军令状，派遣浩浩荡荡的扶贫大军，进行精准的工作，帮助贫困村精准地增加收入。我当然希望这种美好的设计如愿以偿。但是我不放心。我认为中国的贫民是被党领导和安排出来的。只要他们在社会生活中丧失了自主的可能和权利，只要他们不能脱离被支配的处境，只要他们连做什么梦也得听从安排，他们就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能脱离困境。因此我主张，脱贫应该从落实公民权建设公民社会起步。
落实宪法，特别是落实宪法第二章，应该是脱贫的关键所在。记得有人在2012年说过，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落实。旨哉斯言！我没有忘记，大概许多没有得健忘症的人都不会忘记。唯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落实耳！不过我想，2016年总不该再拖了吧。
一旦全体公民都能够正常地拥有并且没有恐惧地行使法定的权利之后，中共的领导还存在不存在呢？我认为，不仅可以存在，而且能够行使得比一党专政更好，好得不可以道里计。
此时此刻，我油然想起了高人的真知灼见：“所谓（党的）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淩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以上嘉言，属于如假包换的毛泽东思想，摘自毛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布于1940年3月6日，刊载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遥想毛氏当年，尚未因利欲熏心而头脑昏愦，他把党的领导权问题界定得明明白白。领导的责任，在于政策正确，不正确是不行的；在于模范工作，不模范也是不行的；在于说服和教育，盛气凌人是不行的，打压更是不行的，以剥夺公民权作为推行党的领导的手段是犯法的。
所以我认为，有宪法在，有毛清醒时的言论在，根本用不着“革命”，只需对现行的不良社会制度加以改良，使全体国民成为公民，而不再是被党支配的对象，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富断裂的危机，并且使经济一劳永逸转上依靠内需的良性循环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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