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底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的学生运动期间，我知道了刘晓波的名字，没见过面。 2007以前刘晓波找过我两次，两次都被警察阻拦，不让进来，他只好回去。我同刘晓波熟悉起来，是2007和2008年的事，我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刘晓波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在学校里研究过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派的学说，但是他不满足。
他喜欢自由自在地生活，喜欢交友、聊天。就性情而论，他不是政治人。同他聊天，平民琐事，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几乎不涉及政治。顺便提一笔，我们喝茶聊天时，总有人在边上听着。
熟悉以后，我们每月必喝一次茶聚聚。因为种种原因，并不是每次都能聚成。他知道我每天在玉渊潭公园打太极拳，有事还到公园来找我。 2008年有一次，他到公园来，说几个朋友在起草《零八宪章》，希望一起商量。自此，我们见面就不仅每月一次了。
《零八宪章》不是刘晓波一个人起草的，是他主持，大家一起商量。他很注意听各种意见，对不同意见，他听得特别仔细。他也争论，但不固执，择善而从。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认同，他就赞成怎么写。
刘晓波性格很温和，不走极端，不主观，不偏激。后来的那篇《我没有敌人》，确确实实反映了他的为人和主张。
起草《零八宪章》的时候，他也征求我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越简单越明白越温和越好。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几个朋友一起商量，忙忙碌碌，他最忙。
刘晓波聪明，知道做事情一定要合法，这样，参加的人会多，阻力会少。 《零八宪章》里面所写的内容，几乎统统都是宪法上讲了的。我们只是要求认真落实执行，没有别的新的东西。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全部是当局可以接受而没有理由拒绝的。
比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老百姓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统统都是明文载入宪法的，都是政府应该保障的事情，没有什么「颠覆」的东西。
当时估计到，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难于被接受。一个是「军队国家化」，还有一个是「联邦制」。这两个问题本来也考虑过是不是不说，但是共同的结论是为了爱国，非说不可，这是我们爱国者的责任所在，不能苟且。
军队如果不国家化，难道可以私有化、党派化、军阀化吗？不应该啊。国防军天经地义必须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1937年一直到1946年毛泽东周恩来一贯的主张，不应该动摇。
联邦制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中国这么大，如果不实行联邦制，那么就是中央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切主观主义都是和中央集权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联邦制实际上是治理大国的对症良方。美国的成功经验证明，如果没有联邦制，如果没有地方自治，民有民治民享势必落空。中共历史上就主张过联省自治，这是纲领性的东西，是共产党老祖宗的主张。毛泽东在湖南时甚至提到湖南要独立，那就偏激得没有分寸了。联邦制和四分五裂压根不是一回事，美国是联邦制，谁能把她四分五裂？
刘晓波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深思熟虑的路：一切立足于合法、和平，非暴力；温和不偏激，有根有据，有现实的法律根据，也有历史文献的依据。
当时大家都比较乐观，因为据说中国要搞「和谐社会」。已经有了宪法，尽管不完善，但是里面有好东西，落实好东西，应该阻力会比较小，赞成的人会比较多，应该没有理由反对。所以大家都比较乐观，我也很乐观。
刘霞总是静静地听。她爱笑，笑得极灿烂。但她是个忧郁的人。她是诗人，画家，喜欢照相。她的作品的基调是忧郁和悲伤，悲天悯人看世界。 《零八宪章》发表以后，当局居然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我不知道刘霞有没有什么预感。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刘晓波为什么会被判罪，而且是重罪。爱国有罪，护法有罪，我至今搞不懂。当时清华大学有一个胡鞍钢教授，他说中共的常委制就是集体总统制，这话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以后，国内从来没有人批评过，显然是认真的有共识的。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大概是每个常委各管一摊。逮捕刘晓波时，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是周永康，所以我只能这样理解：把刘晓波抓起来判刑是出于腐败分子周永康的胡作非为。真相到底如何，相信将来会搞清楚。
后来刘晓波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殊荣，这是实至名归。刘晓波找到了一条阻力最小，理由最充分的道路，他的最终目标是没有人胆敢公开提出反对的。如果中国真的走上了民主的道路，那么，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而且全世界将会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对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可以起绝大的积极作用。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爱国者——刘晓波。
2017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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