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以弥合贫富悬殊的社会鸿沟。理由有二：一方面，这条鸿沟不是旧社会或境外敌对势力挖出来的，它是现行不良社会制度的产物；另一方面，我不相信毛泽东提倡的“革命”会有助于填平这条鸿沟。
我国现行的社会制度，有人再三致意，深表自信，但至少全体穷人认为它是不良的。一个社会，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家庭，仅能得到全国总财产的百分之一。危机如此深重，犹自高呼自信，纵使其情堪悯，毕竟难以为训。事实就是事实，根子出在现行社会制度上。正是这个有缺陷有毛病而又有人刻意奉为神圣的制度，两只手都硬，一手忙于造就富豪，另一手断然制造贫困。
既然社会制度出了问题，为什么不革它的命？难道不知道毛主席的教导，难道不知道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根结底只是一句“造反有理”的话吗？
我知道。但是我不相信革命能改变旧制度。
“造反”肯定是“有理”的，除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变态者非此不能取乐之外。古往今来的造反，一般总是被强权者逼出来的，是在走投无路痛不欲生关头的生死选择。因此我同意而且无限同情：造反确确实实是可歌可泣的壮举。
问题在于造反有用吗？悲壮的义举，无疑和震撼人心的艺术作品一样，能向全社会敲响警钟，发人深省。除此之外，它真的能改变不良的社会制度吗？两千年来的中国，革命或造反史不绝书，结果净是以暴易暴。虽然有过改朝换代的痛快，从来没有出现过成功改造社会制度的先例。
迄今为止，至少在中国没有出现过一例。不说杀人如麻的流寇，不说骄奢淫逸的天王，且看根正苗红的赤贫者朱元璋。他在群雄堆里经历了历史的选择，当上皇帝之后，皇子皇孙一代二代固然快活地盘踞着江山，坐享着荣华，大明治下的全体穷光蛋们的命运呢，如所周知，依旧赤贫如故。
教科书说，那是因为革命群众得不到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正确领导之故。然则咱们身在其中的金字高塔和贫富鸿沟，难道不恰恰就是在这千载难逢的马列毛邓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之下设计出来和缔造成功的吗？
1949年9月16日，毛在他行将屹立之际，写过一篇批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先生的文章，题为《唯心论历史观的破产》。他踌躇满志，出口教训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
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它无疑改变了毛泽东这个人的一切，使他得到了超暴君的权力，得到了大救星的称号，得到了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水晶棺材中永垂不朽的地位。他没有能耐把中南海弹丸之地“改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他擅长于不疲倦地播种恐怖。他领导人民登上普遍贫穷的天堂。他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辟为血雨腥风的大鬥场。他改变不了金字塔这种制度。他用新塔取代了旧塔，赋予这个新的塔顶具有“领导一切”为所欲为的权力。
因此我不相信“革命改变一切”的神谕。我不相信再来几次革命就能使三亿穷人脱贫。我选择了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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