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推翻的埃及总统错在哪里?(曹长青)

两年前埃及爆发人民革命,在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的人群最后汇集成不可阻挡的民主洪流,冲垮了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今天,埃及再次爆发革命,这次,是把民选的总统穆尔西罢黜,但成千上万埃及民众在解放广场上载歌载舞、放鞭炮焰火,欢乐的气氛跟两年前一样。

应该怎样看待这场埃及革命?上次推翻穆巴拉克,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虽然奥巴马政府晚了几拍),但这次是结束一个民选总统,西方民主国家处于两难:

从民主宪政原则,民选总统不可被街头运动推翻。但是,这又不是典型的军事政变,因为军队虽然出面,却没有谋求政治权力,而是立即组成由埃及首席大法官为临时总统的、清一色是文职人员参加的过渡政府,军方并承诺尽快制定新宪法,举行全国大选。

不仅这个“路线图”是朝向民主,而且这次倒穆尔西,是埃及各种政治力量和民意的体现,在解放广场和主要城市,最多时有1400万示威者(埃及人口八千万),之前要求穆尔西下台的联署人数,高达2200万!

民意的要求是结束倒向伊斯兰主义的穆尔西政府,军方的做法是追随民意。这种做法不仅在中东,在全球近代民主政治中都是罕见的。但虽罕见,却并非没有先例,在民主的土耳其,就曾经发生多次。

强烈认同、欣赏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将军,就曾留下这样的遗产,只要土耳其政府走向伊斯兰宗教化,军队就出面,推翻那个(即使民选的)政府,重新大选,直到有了不再倒向伊斯兰宗教化,而是继续朝向世俗化的政府。土耳其军队从来没有直接掌权,每次“干政”之后,政府回到世俗民主派手里,军队就回到军营,还是一支专业化军队,所以军队在土耳其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今天埃及军方的做法,几乎就像是凯末尔将军的传人,完全是土耳其军队的做法——用军队干政的方式,阻止埃及这个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滑向伊斯兰宗教化。

一年前,埃及首次民主选举,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曾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的首领穆尔西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他承诺成为全民总统,而不是推行“穆斯林兄弟会”路线(并宣布退出该组织)。但是,一年来,穆尔西的做法越来越遭到埃及人民的质疑,他所属的伊斯兰势力在国会占了多数,制定的新宪法,不仅扩大总统权力,同时倾向把埃及变成伊斯兰宗教化国家。这引起埃及世俗化各派的愤怒。再加上穆尔西掌权后,埃及的经济更加恶化,失业率高达13%,整个社会弥漫对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不满和不信任,最后危机爆发,连续的示威抗议和冲突,导致几十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最后军方出面谋求解决危机。

从美国、英国、欧盟等目前的反应来看,基本都是倾向支持开罗解放广场所体现的民意(要求),认为穆尔西没有顺应民意,固执己见,才造成这样的危机。所以美国的表态是“不选边站”。在穆尔西要被推翻之际,美国不选边(欧洲国家也多如此),其实就等于是选择站在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人民一边,或者说默认埃及的这种变化,顺其自然了。事实上,即使美国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穆尔西,也无法阻止埃及的这种变化、这种人民的要求。

埃及出现第二次革命,穆尔西本人要负主要的责任。这点可以从跟印度尼西亚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伊斯兰教信仰者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占印尼2.4亿人口的88%(这和埃及差不多,穆斯林在埃及占90%)。但2004年苏西洛将军(Yudhoyono)当选印尼总统之后,实行的政策在很多方面跟穆尔西正相反,所以印尼至今政局稳定,经济增长,没有宗教和世俗派的冲突,更没有民众示威要求总统下台。而且苏西洛在2009年再次当选总统(至今)。

苏西洛实行了什么政策,导致印尼跟埃及这么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苏西洛掌权后,没有致力意识形态,没有把印尼宗教化,而是相反,致力印尼的世俗化。因为只要推行宗教化,就势必会跟世俗派发生冲突,因为宗教问题是最敏感,最能刺激大众神经的。苏西洛避免宗教化,就等于不碰敏感神经,整个社会就不会像埃及那么骚动不安。

苏西洛不推行宗教化,而是致力市场经济,吸引外资,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因为只有降低失业率,人们有工作,生活水平提高,再加上民主政治,社会才会有长治久安,民心才会稳定。而推动市场经济,就要亲西方,因为西方大国,尤其美国和欧盟等,才有经济实力,才能帮助印尼经济腾飞。苏西洛亲西方的主要政策,一是加入美国领衔的全球反恐力量,二是全面改善跟欧美国家的关系,加强军事和经济合作。于是,印尼在苏西洛领导下,内部局势稳定,政府又亲西方,欧美商家当然就愿意去投资了。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印尼在苏西洛这种内外政策指导下,经济却连续增长,去年(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全球第二高(6.3%),仅次于中国(7.8%)。这个全球第三大民主国家(按人口排列为印度、美国、印尼),被《华尔街日报》称赞为“穆斯林民主样板”。

而埃及总统穆尔西上台后,却走了另外的路线,他不是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推动自由市场上,而是放在意识形态上,致力推动伊斯兰主义。新宪法写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条款,并在由穆斯林兄弟会掌控下的议会通过。

西方观察家指出,“穆尔西政府在艺术、教育、媒体、新闻与宗教等关键职位上的任命,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国家电视台开始改变风格,播出的政治节目与爱国歌曲越来越多。电视剧和情爱视频越来越少。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心。”埃及评论家说,穆尔西试图“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改造埃及民众……把穆斯林兄弟会的利益和事业置于埃及之上”。这些都加重了埃及人民的恐惧。

穆尔西完全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埃及经过纳赛尔、萨达特以至穆巴拉克的几十年执政,已经成为相当世俗化的国家。虽然这三位前总统都不是民选领袖,但他们都没有推行宗教化,而是信奉世俗主义。而且这三位埃及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领袖,都反感穆斯林兄弟会,并深受其害。像被称为建国之父的纳赛尔,就曾遭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暗杀(但子弹射偏,躲过一劫),他的继任者萨达特在阅兵式上被“伊斯兰崛起”组织中激进派成员暗杀而身亡。可以说埃及社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相当警惕甚至厌恶。在这种背景下,虽然穆斯林兄弟会下属“自由与正义党”赢得选举,但埃及人的担忧可想而知。穆尔西当选后,却致力推动埃及走向伊斯兰主义,这就跟整个埃及社会长期以来的历史走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穆尔西把执政重点放在了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上,所以没有去致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许正因为他不懂经济,所以才不像印尼总统苏西洛那样发自内心亲西方(苏西洛早年曾就学於美国军事指挥学院USCSC,受到民主思想和自由经济的启迪)。虽然穆尔西外交上公开支持叙利亚反抗军,甚至呼吁美国在叙利亚建立禁飞区等,但更多是从宗教教派出发(穆尔西是逊尼派,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是什叶派,支持阿萨德的伊朗是什叶派主导)。

路透社报导说,“对大部份埃及抗议民众来说,让经济好转才是关键。但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革命以来,旅游业及投资受到重创,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社会也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的问题。”

穆尔西在把重心放在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忽略或不在意埃及的世俗化力量(和人心所向),导致人们这种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加上对埃及走向宗教化(伊斯兰化)的焦虑,再加上穆尔西执政的无能(抗议者说他太无个人魅力)和一意孤行,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就卷起了解放广场的又一次政治风浪,最后淹没了这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总统。

穆尔西势力会卷土重来吗?当然他有自己的支持者。但是,有埃及各党各派组成的过渡政府,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艾巴拉迪领导的温和派,自由派,左派,青年运动派,基督教派(占人口10%),以及温和的穆斯林派,包括埃及第二大穆斯林政党等等,以及军方的全力支持(埃及军队是中东最强大的军队,很多将军曾在美国受训毕业,美国每年向埃及军方提供13亿美元援助),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不大可能有西方国家强力支持穆尔西),更有来自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像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就在第一时间向出任埃及临时总统的大法官曼苏尔表示祝贺。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埃及的局势虽然可能还会有动荡,甚至穆尔西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但因为群龙无首(穆斯林兄弟会40名主要成员都被军方扣留),最后可能无法阻挡这种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埃及的民主前景继续令人看好。而且经过这第二次革命,今后任何埃及掌权者,要想开倒车,都要想一想,从总统府望一眼解放广场。那里的示威者向路透社记者说:“我们曾推翻了一个独裁者,这次推翻了第二个。这向未来的任何掌权者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开倒车,我们就继续这么干,我们已经有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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