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尚未结束，中国开始高调稳就业。当前的就业难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一路高歌猛进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或许标志着今后就业问题将始终成为高层的最头痛难题之一。而很多90后青年人以前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就业“长冬”横亘在自己的人生路途起点。
一、就业艰难，保经济增速不管用
3月15日官媒刊登了一篇文章，《就业不牢地动山摇，李内阁首次释放弃守经济增速底线》。文章披露，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对部长们说，“此次疫情对我国经济影响不可小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稳住就业……只要今年就业稳住了，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句话不仅表明，就业难已经成为高层关注的重心，也意味着，决策者们不得不承认，就业比追求表面的经济增长重要得多；用上引文章的话来说，“就业不解决，将埋下社会失序的‘地雷’”。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近3年中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六稳“当中，“稳就业”排在首位，却没有经济增速“保六”这一条。显然，中共高层很清楚，盲目追求表面上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局势无补。但是，即便是明白了这一点，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却习惯成自然地又滑到老路上去了。半个多月前，滇、豫、闽、川、渝、陕、冀7个省市计划推出高达25万亿工程额的重点项目计划，试图重复温家宝2008年的老办法，用大量土木工程再度拉动经济。其实，温家宝当年的做法导致地方政府欠下巨额工程债务，十来年后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无法偿清；如今“旧戏”重演，只怕会留下更大的债务，让地方政府从此“万劫不复”。
为什么地方政府和国务院各部提不出有效的增加就业措施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就业难已经到了无处入手、无法解决的程度，但由于官方媒体长期掩盖真相，民间反而对就业难的长期艰巨性不甚了了。
二、怪异的官方失业统计
中国的失业率有几个独特现象。首先，农村户口居民无失业。中共的体制规定，凡是出身在农村家庭的人口，如果不能正式取得城镇户口，则终身视为二等公民，即农村户口居民；若农村户口居民想移居城镇，在多数地方，除非在当地有稳定的工作并购买了住宅，才能取得城镇居民的身份和户口。这种畸形的身份歧视产生了畸形的官方失业率。尽管很多农村户口的年青一代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事实上，相当大数量的农村出身的青年既无务农技能，亦无务农意愿，在农村家中无所事事混日子，却从未被计入失业人口。这种统计现象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样，中共官方的失业统计就排除了上亿农村的失业青年，只计算城镇失业率。
而在城镇居民当中，官方规定的失业率统计又限定为登记失业人数；失业者只要不去政府部门登记，政府便视若无睹。负责失业登记的政府部门接受失业登记有一系列限制，首先，失业者的原雇主必须为其购买过政府的失业保险；其次，原雇主必须出具失业证明，并把相关文件转呈政府部门；再次，即便雇主为雇员购买了失业保险，但一年内解雇者不得领取失业保险金。而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如家政、快递、低端制造业等行业的小企业，并不愿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因此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自然就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他们去登记失业也是白费功夫。如此一来，登记失业人数就明显低于实际失业人数。
由于登记失业数据不能真实反映失业动态，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采用抽样调查方法对失业率作统计推断，但它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实际上差不多。2019年年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城镇劳动力为46,674万人，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据此计算，城镇居民中失业人员已达到2,427万人。今年1月下旬到2月中旬，由于疫情蔓延，经济停摆，很多公司和店铺停业裁人，失业人数又大幅度增加。部分地区复工后，很多中小企业的生存很困难，原有员工未必能都保住饭碗。
三、“白领”岗位“一碗难求”
在城镇失业人口可能已接近3千万的情况下，目前又出现了9百多万新的求职大军，而这9百多万人多半都希望求得“白领”岗位。今年的大学毕业生达874万人，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比2019年多40万，明年将更多；与此同时，回国留学生从2015开始每年达到40万以上，而且与年俱增，今年估计有60万人。因此，今年春季的求职高峰期，国内大学毕业生加回国留学生就有930多万人，都具有高等教育及以上学历；他们与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不同，这些大学文化程度以上的求职者谋求的职业自然不是工厂流水线工人或建筑工地的粗工，而要找白领工作。每年上千万找白领工作的人是个巨大的就业压力。
那么，全国的白领岗位究竟有多少呢？据2018年的数据，总共是5,236万，这5千来万白领岗位是几十年累计的结果，如今大学毕业生加回国留学生每年有9百万人想挤进这些岗位，可能如意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按行业类别来看，5千多万白领岗位中，数量占第一位的是党政机关和社会管理等行政部门1,818万，占34.7%；第二位是教育领域，1,736万，占33.2%，这两大块合计占三分之二；第三位是科技领域，包括IT行业，836万；第四位，金融，699万；第五位是文化娱乐，147万。简单来说，公务员+准公务员+事业单位占三分之二，科技加金融占近三成；也就是说，95%以上的白领岗位在这两大类机构里，如果不能进入这两大类机构，就基本上没有其他机会了。
大学毕业生当中，2008年理科和文科生的比例大约是6比4，扩招多年后可能接近对半开了，即理科生和文科生大约各为400多万人。上述白领岗位中，科技领域只有理科生才能求职，假如经济繁荣，新职位每年增加10%，每年可能有80万个就业机会，理科生在科技领域的求职录取率大约是17%。而文科生的就业机会受经济形势的影响更大。2014年到2015年政府部门每年只增加30来万新岗位，2018年曾增加92万个职位，但去年以来因为经济下行，全国31个省市中绝大多数的财政都陷入困境，连现有人员的工资都不一定保得住，今后指望考进政府部门捧公务员“铁饭碗”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教育领域里中小学师资需要的是师范类毕业生，许多综合性院校的文史哲、新闻、政治、社会学、心理学等系科的毕业生难入其门。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本来今年就会出现就业难，又遭遇疫情，就业形势似乎更加雪上加霜。许多毕业生当下最深的直接感受就是招聘减少，投递的简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就是得到回复说，停止招收应届毕业生。
四、经济下行之后的就业“长冬”
从过去两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来看，就业难早已开始，今后很可能进一步进入就业“长冬”。北京大学的教育经济研究所自2003年开始每2年做1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2019年该调查的样本包括东、中、西部地区17个省（区市）32所高校的16,571名毕业生。调查显示，2019年已确定单位37.4%、国内升学25.3%、出国出境4.9%、自由职业3.7%、自主创业2.3%、其他灵活就业的6.6%，以上6项合计为80.2%；此外，待就业12.3%、不就业拟升学3.8%、其他暂不就业2.3%、其他1.4%。2019年各类型单位吸纳毕业生就业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民营企业占35.6%，国有企业占28.4%，学校占7.6%，党政机关占5.6%，三资企业占5.1%，科研单位占1.2%，其他占16.5%。
用上述抽样调查数据推断，去年的就业状况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能在毕业时确定单位的是三分之一多，三成准备考研，出国5%，剩下的就属于自己想办法或待业；第二，2019年毕业生834万，三分之一毕业时能确定单位，大约是275万，其中去学校的7.6%，党政机关5.6%，合计只有13%。第三，大部分确定单位的毕业生都去了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合计占69%。
由此可见，现阶段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大头只能指望企业。民营企业自2011年来成为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雇主，但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占比开始下降，2019年降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点，今年可能会大幅度下降；受中美经贸谈判的影响，三资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能力减弱，2019年三资企业占比是2003年以来的最低值，今年可能再进一步下降。经济繁荣时企业用人增加，大学毕业生有较多的机会；而经济衰退时，企业就停止雇人或裁员，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就更难有机会了。
从白领岗位现有总数的行业分布来判断，企业类白领岗位主要分布在科技领域（包括IT行业）、金融和文化娱乐行业，而这几个行业目前都情况不佳。首先，科技行业主要靠风险投资和上市圈钱，现在整体经济不好，资金来源收缩，裁人风已经开始；其次，金融业过去依赖给房地产开发提供开发贷款和房贷，房地产泡沫涨到头以后金融风险暴露，去年已有几家小银行濒临破产，整个金融业从去年就已开始裁员，今后招聘新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娱乐业是许多毕业生寄希望的行业，但整体容纳量本来就很少，全国就业人数不过150万人，经济稍微变差，人们口袋里钱紧，广告来源减少，娱乐开支收缩，这个行业也会开始过苦日子。因此，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前能确定岗位的比例将远低于三分之一，自谋出路或失业的可能超过四成以上。
就业难还会间接影响到中小学生源，从而减少大学毕业生进入教育部门就业的机会。由于城市原来的老居民家庭人口老化，新生儿数量有限，城市中小学主要依靠吸收新定居的中产家庭学龄儿童入学。但是，整体就业环境恶化和高昂的房价影响了到城市定居的新家庭数量，而大学毕业生普遍就业难则意味着，在城市里就业、购房、育子、子女入学的年青家庭可能越来越少；找不到工作，自然就买不了房，不敢生孩子，生了也养不起，如此持续下去，城市中小学生源就会减少，对新老师的需要自然会下降。另外，城市小学吸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在校学生人数接近10%，外地民工不断进城从事建筑等工作，他们带去的子女会为城市学校提供新生源。但是，随着房地产业开始萧条，民工进城的就业机会也在减少，他们的子女在城市小学念书的人数开始相对收缩，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在校生总人数的比例就开始下降了，今年可能进一步减少。
出生于经济繁荣年代的很多90后中国青年人一向以为，繁荣永远伴随着中国的成功，自己的前途无非是考个大学，毕业后找份城市里的工作，顺其自然就能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果实；然而，他们可能从未想象过，居然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就业“长冬”，横亘在自己的人生路途起点。既然是就业“长冬”，就很难指望就业市场“春暖花开”，往年积压的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仍然待业，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又有近半数就业无望，明年会有更多的毕业生失望徘徊。大学毕业，本来是年青人大好前程的良好开端，但如今梦断起点，担忧的不只是年青人自己，连带其父母都会进入焦虑期。抽象地谈告别经济繁荣，并不见得令很多人有梦碎之感，而“毕业即失业”的普遍化现象开始动摇很多家庭的未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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