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月份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把当今中国比喻为一战前的德国，提示，今日的日中关系，类似1914年一战前夕的英德关系，双方虽有紧密的经贸往来，但仍因战略竞争、敌视和猜忌而开战。
随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又把当今中国比喻为二战前的德国，即纳粹德国。他说：如今，菲律宾面对中国，就如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面对德国一样，都是被要求把一块领土交给一个强大得多的外国强权。当初，实行绥靖政策的西方，以为，把捷克的苏德台地区割让给德国，就会换来“一代人的和平”，事实上，捷克交出苏台德地区不到半年，德国就占领了捷克剩余的大部分领土。阿基诺意在提醒西方，不要像当年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一样，用绥靖政策，纵容了独裁者，误了整个世界。
无独有偶，曾参与打开美中关系、以亲中而著称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发表言论，指出：“今日亚洲更像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军事冲突不能被排除。”
除了政治人物的警告，世界主流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或文章，或担忧或预测中日即将开战。中日是否真的会开战？哪一方更可能首先发动战争？
先看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明言，虽然他参拜靖国神社，但正是在那里，他发誓：日本“誓不再战”。尽管日中冲突加剧，但安倍政府不断呼吁：日中直接对话，希望与中国建立危机管理体制。
但北京拒绝对话，理由是，安倍参拜了靖国神社。问题是：在安倍参拜前，北京也拒绝对话。中国真的那么在乎靖国神社？实际上，将14名甲级战犯列入靖国神社合祭，始于1978年10月17日，当时，中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不满，相反，还全力推进中日友好。仅5天后，1978年10月22日，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与日本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把中日关系推入“蜜月期”。因中国政府没有报道和宣传，当时，中国民间对靖国神社话题毫无反应。
顺便提一句：靖国神社供奉250万日本历次战争死者（包括部分韩国人和台湾人）。后来加入合祭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只有牌位，并没有灵位和骨灰。这14人的灵位和骨灰，另行安置在由日本青年社管理的殉国七士庙里。
北京首次对靖国神社做出反应，是在七年后的1985年，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了靖国神社，北京提出了口头批评。但中国政府的表态，基本上是跟在韩国之后，在韩国的影响下，做了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中国民间仍毫无反应。
从前不计较的，现在计较起来，而且高调地计较起来，大背景，还是在于，“中国崛起”，使中国领导人头脑发热。说到中国方面是否有意开战？实际情形，要比日本复杂得多。
习近平对外强硬，一则出于党内权力斗争的需要，他需要借此使唤军队，从而抓牢军权；二则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需要炒作民族主义，来凝聚或招揽国内日益离散的人心。
中南海的主观愿望，未必真想开战，但中共的过头宣传，极可能让它自己下不了台阶。诸如《环球时报》等喉舌，不仅竭力煽动战争，而且大量散布虚假信息。比如《环球时报》的这个标题：“美军两司令告诫日本别挑衅，指责日本人制造事端”（2014年2月11日）。被称为中国《人民日报》东南亚版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也刊出这等标题：“中俄联手遏制日本右倾”（2014年2月8日）。
这类“霉体”，不仅误导中国人民，也可能误导中国当局本身，尤其在中日、中美、中俄关系实质上，主观任意，荒腔走板。所有这些误导的结果，就是：即便中国领导人心下并不打算开战，舆论的沸腾、民意的爆发、加上军方的一意孤行，都可能积累成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让当局别无选择、铤而走险，正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中日两国的另一个差别是，日本是民主国家，不同舆论对政府有牵制作用，比如前首相村山富市就公开批评安倍晋三：一边说愿意与中国对话，一边却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应该反省。日本左倾大报《朝日新闻》，更每每与安倍政府唱反调。日本民间的反战声音，也足以牵制日本政府的盲动。
反观中国，作为专制国家，舆论一律，在中日关系上，批评本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言论，绝无呈现之地。如果有人出此言论，轻则被骂为汉奸，重则可能下狱。即便在互联网上，有人说几句客观而理智的话，尤其，如果为当今民主日本说几句话，也动辄被骂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只有一种声音，中国只能进而不能退。北京惹火烧身之日，就是它咎由自取之时。这在另一个意义上，或将再次印证一条历史定律：区域冲突或世界大战，往往由独裁者或专制国家首先挑起。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