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28年前，我赴美留学前夕，子明单独为我饯行。席间畅谈，我们都对中国的民主前景相当乐观。子明说：现在看来，我们的理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就可以实现，也许不需要很多年。
可是，28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民主甚至比当年还更遥远。子明壮志未酬身先去，给我们留下无尽哀思，无限遗憾。
当年八九学生丶如今独立作家杨光，为悼念陈子明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其中两句是：“民运无公不成史，国家有难倍思君。”
这副挽联的前一句肯定了陈子明在当代中国民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子明的一生，就是当代中国民运史的缩影。是故，“民运无公不成史”。后一句“国家有难倍思君”，则表达了我们深切的遗憾。尽管子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但是，子明的去世还是给中国的民主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尤其是在未来中国发生重大危机或重大事变的历史时刻。我们不缺少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我们很缺少象陈子明这样成熟的民主活动政治家。
在我们这一代民运人士中，子明是屈指可数的具有政治家特质的人物之一。按照马克斯.韦伯，政治家要有三种特质：判断力丶热情与责任感。子明三者兼具。
先说热情。韦伯所说的热情，是指对事业的献身。子明的热情持久不熄，他矢志不渝的一生就是证明。至于普通意义上的热情，那我们就应该说，子明的热情有些与众不同，子明的热情不洋溢不外露，唯有当众人都冷的时候你才最能感到他的热度，而当众人都热的时候他却总能保持一份冷静。不是子明冷时热，热时冷，而是他的热情非常恒定，恒定的热情才是最高的热情。
再说政治判断力。何谓政治判断力？用以赛亚.伯林的话，政治判断力就是“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理解力”，就是“一种知道什么‘行’丶什么‘不行’的感觉”。
对此，子明很早就有清醒的认识。还在民主墙时期，子明就提出：“要反对政治浪漫主义和政治理智主义，坚持政治现实主义。”按照子明的解释，“政治浪漫主义是只管自己主观上想要得到什么，而不管客观条件允许不允许。政治理智主义，完全是冷冰冰地看待政治形势，不把自己当成其中的一个力量，只考虑体制的必然性，不考虑人的能动性。前一种心态会导致盲目乐观，后一种心态会导致盲目悲观。”子明所谓的政治现实主义，“就是说，目标要适中，目标不是要很高，要看到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会有高潮和低潮的时候，需要一波一波地推进，需要有积累。”
政治判断力是个中性的概念。一个高尚的政治家可能有很糟糕的判断力，一个邪恶的政治家却可能在判断力上很高明。更重要的是，所谓知道什么“行”丶什么“不行”，那也要看你想要什么丶想干什么，那也要看你有多少资源丶有多少路径。
一党专政下的中国，共产党垄断权力，也垄断资源，因而似乎也就垄断了做好事的机会。四人帮垮台后的中国，改革大潮兴起，但大多数有政治抱负的人依然选择了体制内路线，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走体制内路线才可能成功；而一旦他们决定了选择体制，他们也就不得不接受体制的选择。对他们来说，所谓什么“行”丶什么“不行”，就是共产党会不会采纳，共产党准不准。
子明不这么想。子明追求自由民主，因此他选择独立，选择体制外。这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不行”变成“行”。当然，在那时，走独立路丶走体制外路线者也不乏其人，而子明的非凡之处在于他做得相当成功。从办民刊，到竞选，到办经济实体，到建立民间智库。子明的成功不但在中国罕见其匹，就是在国际共产阵营中也是出类拔萃。
在众人都以为“不行”的地方，你能看到“行”，而且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果然“行”。这是何等高明的政治判断力。一方面，它比走体制内路线者更高明；另一方面，它比走独立路丶走体制外路线但未获成功者也更高明。诚然，不少走独立路丶走体制外路线者，面对当局的高压，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可歌可泣。只是，“不成功则成仁”，“成功”比“成仁”毕竟略胜一筹。再说，子明也具有同样的勇气，六四后被捕入狱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我或许有必要再谈一谈一般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活动政治家的区别。因为有很多人似乎不明白这二者的区别。他们往往把一个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径直地等同于一个民主活动政治家。波兰团结工会顾问米奇尼克说得好：持不同政见者的特点是他的简单性和纯洁性。做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意味着始终坚持一种道义的立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但政治是不同的，政治总需要妥协，需要把握形势，拿捏分寸。在韦伯那里，判断力就是分寸感；没有分寸感是政治家的大忌。对于政治家而言，正如米奇尼克所说，“要取胜这一点变得非常重要”。子明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说他不只是优秀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是优秀的民主活动政治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