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主要是针对朱镕基关于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的一段话。朱镕基说要给学生们送书，特别提到要送《中国农民调查》。
他说这本书招致很多对他的攻击，攻击他的税改政策让农民陷于贫困。朱镕基特地提到“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份子的吹捧”，送书的目的是让同学们有批判意识，用事实去对比书中的内容。
我们知道，《中国农民调查》这本书是安徽作家陈桂棣和春桃夫妇写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该书对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某些政策以及它们给农民生活所造成的困境有详细的描述和尖锐的批评，出版后好评如潮，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曾获得2004年国际报告文学大奖尤利西斯奖。
同年，作者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第二年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亚洲英雄人物。但该书不久在国内就遭到查禁。
作为当年农村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朱镕基认为《中国农民调查》的批评不公允，因此想替自己辩护辩护，这自然无可非议。但问题是，朱镕基为什么要特地告诉大家“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份子的吹捧”呢？注意，朱镕基没提到这本书受到西方的吹捧。毕竟，今天不是毛时代。
在毛时代，一位党国领导人说一本书受到西方的吹捧，那等于宣布这本书是大毒草，等于宣布这本书的死刑。今天就不同了。在今天，你要说一本书受到西方的吹捧，多数人恐怕只会把它当作对书的肯定。另外朱镕基更没有提到这本书在国内广受好评。
他只说“这本书受到很多国外异见份子的吹捧”，其弦外之音分明是：异见份子是敌对势力－－起码是居心不良，一味给党国抹黑；按照毛主席语录“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此这本书自然就成了“供批判”的“反面教员”了－－至少是有问题，不可信。无怪乎有网友要批评朱镕基的讲话是毛氏语言了。
这样的话出自朱镕基之口，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说来也是，在这几届中共领导人中，朱镕基的形象还算比较好的。尤其是在朱镕基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初，很多人对他寄予厚望。那多半是因为：朱镕基当过右派。在一般人印象中，右派大都是比较有见识、敢于讲真话的人；再者，一个人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长期的压制，按理说总会比一般官员开明。
另外，在89年6月8日，即六四后第四天，面对着群情激奋的上海民众，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电视上讲话，他把中共中央说的六四“反革命暴乱”说成“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并进而说：“历史事实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隐瞒的，事实真相终将大白。”
这话固然有帮助当局平息事态的作用，但毕竟也是委婉地表达了对六四屠杀的不以为然。考虑到当时的背景，朱镕基这样讲无疑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因此我们理当对此给予足够的肯定。
朱镕基就任总理后，雄心勃勃，慷慨陈词，誓言反腐败，闯火雷阵，准备下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这番表达理所当然地赢来了一片掌声。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99年4月25日，上万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请愿。据说，朱镕基曾经会见了请愿代表。据说，朱镕基是主张用对话方式处理问题的；可是江泽民却硬是力主镇压。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镇压法轮功是六四后中共当局最严重的一场侵犯人权的暴行。假如上述据说为真，那么我们就必须说，尽管朱镕基没能阻止这场暴行的发生，但至少他本人在其中没有什么责任，甚至还可能多多少少试图抵制过这一暴行。这已经就很难得了。
2003年3月，朱镕基任满下台。和初上任时不同，此时的朱镕基看上去比较低调，不见当初的万丈豪情。在下台前的讲话里，朱镕基不再提闯火雷阵，不再提一百口棺材。他说他只希望后人把他看成清官。这种无奈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有经济沙皇之称的朱镕基，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政绩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包括国企改革导致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包括高等教育产业化和高校扩招导致大学生过剩，还有贫富的急剧分化，权贵私有化的凝固成形，等等。
固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主要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朱镕基本人也难辞其咎。朱镕基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还比较开明的又精明能干的人，在现行体制内，即使身居高位，也做不成几件好事，而他所做的那些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次讲话中再详加论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