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春晚看大陆的“日常反抗”(王丹)

1983年开始,每一年的除夕夜,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都会举办“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作为国家级的春节娱乐项目。春晚在八十年代,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很多人来说,除夕夜吃饺子看春晚,已经成为过年的习惯,包括我父母在内。按照后人的评价:“它是让所有参与的人体验快乐的过程。它自然,轻松,欢快,并充满喜剧色彩”。1984年的春晚,开始引进港台艺人,台湾的黄阿原,陈思思,香港的奚秀兰,张明敏入选,使得收视率冲上新高。出现了全国同时看同一个节目的现象,春晚的影响力达到巅峰。

然而,从90年代开始,春晚开始转型,承担过重的宣传功能,成为政府的传声筒,换句话说,就是要表达政府引导的主流文化,甚至去承担展示国家形象的功能。一台文艺晚会,成了国家进行政策宣传的平台。用《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的话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用了20多年的努力,达到了和中国足球一样的境界---主要是供老百姓骂的。”

而今年的春晚,可以说是彻底完成了王晓峰所调侃的“任务”,就是“给国人骂”。狂骂春晚成了当晚和次日中国网络上的主要话题。儘管网管们拼命删批评的帖子,但是潮水一样的恶评淹没了网络。主要原因是什麽呢?就是因为整台节目,充满了政策宣传的味道,不仅没有多少娱乐性,反而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歌颂,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文革”式样的歌曲都搬上了舞台。中国网民的反映之强烈,可以从网络上的一些调侃看出,例如:“这是春晚开播以来,革命性最强的一次,好多人以为唱红打黑到北京了”,“开始以为过十一(国庆),后来以为过八一(建军节),最后才知道是过七一(党庆)”,“以前是媚俗,现在是媚上”,等等。各种各样的段子充斥网络,在微信上四处流传,形成真正的全民运动。

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人民有不满,只能通过调侃的方式在网络上发洩。但是这一次的全民骂春晚运动,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背后的一些社会政治发展的涵义。

政治学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以研究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社会出名,代表作是《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在这本书中,他通过在马来西亚一个村庄为期十四个月的田野调查,提出了一个着名的关于底层抗争的概念,叫做“日常抵抗”他认为,阶级的反抗包括从属阶级成员所有如下行动:有意识地减少或拒绝上层社会(如地主,大农场主,国家)的要素(如租金,税款,声望)或提高自己对于上层建筑的要求(如工作,土地,慈善施捨,尊重等)。

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全民骂春晚运动,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日常反抗”。对于很多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明确的政治抗议太冒风险,甚至也远离他们的生活,但是春晚,就是生活本身。春晚的堕落和令人失望,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就像雾霾一样。斯科特认为,儘管日常反抗的形式是个体在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互相之间没有协同。一旦形成协同的行动,这样的日常反抗就是有意义的,而且有威力的。对于中国的个桉来说,现在的“日常反抗”还是处于“个体行动”的阶段,但是经由网络的串联,协同其实是很容易形成的,这样的协同一旦形成,就将成为对中共的政治挑战。

总之,政治性的反抗现在在中国确实少见,但是,非政治性的“日常反抗”却已经铺天盖地展开,这一次春晚被国人骂翻,告诉了我们,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已经出现断层。为政者所作所为,完全不顾民意,恐怕也不了解民意。

一场春晚,其实揭示了中国未来真正的危机。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