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消息说；中国的粮食过剩了。看起来这是个好消息，反驳了中国人口增长，会导致粮食短缺。其实那种耸人听闻的所谓理论，本身就站不住脚。这种所谓的理论，是为了配合计划生育理论而编造出来的一种政治谎言。编造得再精巧也还是谬论。
粮食问题自古以来就不是简单的生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例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那场所谓的自然灾害，或者叫做三年困难时期。在同样的一块中国的土地上；在同样的一块养活了六亿人口的土地上，饿死了几千万人。
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不是一场自然灾害，而是一场人祸，也就是政治灾难。是因为政治管理者们做出的错误决策，导致了粮食歉收和浪费。结果就是几千万农民被饿死。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农业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而是社会对农业的管理问题。
人类组成为社会，以至于国家。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对食物生产的管理，或者说叫做农业政策。在同样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如何最大限度获得食物，是几千年来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古语说，民以食为天，就是这个意思。
在毛泽东实行他的共产主义政策之前，中国延续着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农业管理政策。这就是最有生产效率的个体农民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制度；辅之以国家储存调剂余缺。这个基本制度到今天仍然是全世界行之有效的基本制度，但是辅助性的制度越来越发达也越来越重要。经常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的错误，就是把传统的基本制度倒退了一步。从已经进步到养活更多人口的市场经济制度，退回到了养活比较少人口的农奴制。不错，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就是俄罗斯人从蒙古人那儿学到的农奴制。是比市场经济制度更落后的农业制度。
农业管理制度的倒退，使得同样一块土地和同样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养活同样的人口。这就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的根本原因。其他细小的原因也都起了作用，但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倒退。倒退是主要原因。
在那之后的五年时间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暂时压倒了毛派。开始试探着走回到传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小农经济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恢复时期，虽然只是半吊子的恢复，已经能够基本解决吃饭的问题了。
但是毛泽东是个可悲的理想主义者；更可悲的是，他对于中国几千年积累的政治谋略学习得炉火纯青。刘少奇不是他的对手。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实现了那一代人五四运动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恢复了毛泽东的农奴制，一种稍作改革的农奴制。又折腾了十年。
虽然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大幅度进步，机械、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社会对食品的需求仍处于不足的状态，一直延续到赵紫阳、万里时期再度恢复到刘少奇政策的八十年代，吃饭的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这说明了政治是吃饭问题的最大问题，政策是吃饭问题的关键。各种技术进步都是辅助性的进步，政治和政策的进步才是根本。
现在据说粮食多得不得了，但是国产粮食太贵，只能库存。国际粮价太低，正在侵蚀国内的粮食市场。这就预示着另一个农业倒退的时代来临了，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呢？下边简单分析一下。
首先是政策问题。刘少奇和赵紫阳的改革，是半吊子改革。现代的高效率农业，要求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土地的集中是前提条件。而土地所有权正是土地集中大规模生产的前提条件。共产党从根子上反对土地私有化，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现代化农业。导致了农业成本的居高不下。
其次是政治问题。全民腐败的食物链，使得机械、农药和化肥等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基层农奴主土皇帝们的腐败消费，进一步增加了农业成本。食物链最底层的农民们除了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外，农业再投资的水平也极为低下。这些都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
正是上述的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农业进入了又一个困难时期。可共产党却把这些原因藏起来，硬说中国的人口太多，土地太少。果真如此吗？我们横向比较一下。
日本，台湾的人均农地面积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粮食自给率却有百分之七八十。印度的农地面积是中国的两倍，人均粮食占有率还不如中国。什么原因呢。专家们有很多评论。以我的观察原因主要如下。
印度的农业生产虽然已经市场化了，但农民的传统还不太适应这种制度。东方的日本和台湾早就适应这种制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而中国有着适应市场制度的农民，却没有充分的市场制度。所以生产水平介于二者之间。
因此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和台湾的经验。一方面加快市场制度的改革，提高农地兼并的速度，以便降低农产品价格。二方面提高农产品进口税收，保护农业转型顺利进行。三方面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腐败成本。如此，也许会度过农业新一波退潮的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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