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将到，大家都在预测明年的前景。我注意到了一则可能被很多人忽略的消息；保镖业的异军突起。据中国媒体《经济观察报》报道，中国现在有四千多家安保公司，四百三十多万保镖。注意，按现在国内的概念，安保公司指的是保镖而不是普通的保安公司。2010年中国开始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承认了提供随身护卫的保镖的合法地位。三年来保镖业就象雨后春笋般的迅速成长成长起来。
为什么会如此迅速的发展呢？据安保公司头头的说法，最初是一些社会名人，后来就发展到整个富裕阶层。所以他们的业务十分的繁忙，有些公司的年收入上亿，正在考虑成为上市公司。估计可以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保镖这个行业很正常。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名人和富人最容易成为绑架和抢劫的目标。所以就有了保镖这个行业。美国也有保镖，而且有政府雇用的保镖。业务素质不是一般的高，来纽约开会的各国政要都由政府雇用的保镖负责专业的保护。我刚到美国时也接受过他们的保护，了解到他们的专业素质不是武打片里那么简单。这的确是个很专业而且很重要的行业。
但是美国即使比中国富裕得多，名人也多得多。保镖业却不像中国这么夸张，没有几百万人从业；也没有几百亿的利润。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是社会分配比较平均。二战之后，西方各国都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社会福利措施和收入公平的原则。中产阶级发展壮大，贫富差距维持适当。在这种社会中不会产生像中国现在这样严重的仇富心理；也不会产生像现在中国这么多的抢劫和绑架。也就是说，社会危机得到了缓和，极端情绪得到了缓和。也就没有大量需要保镖的形势了。
第二是法制社会保障了公平公正地处理社会纠纷。每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各类的纠纷，差别在于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它们。古人发明了法制，就是用同样的公开明示的标准解决各类的纠纷。避免弱肉强食和不公平引起的纠纷扩大。中文的公平这个词就是这个含义，也就是由权威机构公开明示的平等的原则。公正则是不偏不倚，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权。
这些在法制健全的国家里是正常现象，可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和执政党公开和常规性的违反这两条原则。而且在宪法里规定了政党权威大于法律。在现实中也是当权者的意志大于法律；特权阶级的权利大于法律；执法者可以随意解释法律。法律不再是公器而成为私有的工具，也就不存在公平和公正的原则了。
第三是在一个不公平的特权社会里，人们也仍然倾向于寻求公平和公正。特别是在实行法制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人们极端不习惯受奴役和不公平。用人们推崇的英雄杨佳的话说就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句朴素的话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没有公平和公正就没有了法律，就是无法无天。也就没有了人民必须遵守法律的法理基础。
政府执法犯法，是最大的犯罪。宪法给了政府大于法律的权威，就是取消了宪法和法律本身的权威。没有权威的宪法、法律和政府如何管理社会呢？换句话说，就是政府自己取消了自己的合法性，仅仅依靠暴力执法来维持。这样的社会有可能是稳定的合法政府吗？
这样的政府也很难维持社会的安全。政府不讲理也不合法，人民当然有样学样也可以不讲理不合法。秦始皇无意间说过一个真理，叫做以吏为师。当官的无法无天老百姓如何能够遵纪守法呢？现在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不讲理的社会风气和无法无天的现象，其根源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宪法和法律。
中国老百姓有遵纪守法的传统。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现身说法式的教育，法律越来越没有权威了。法律没有权威的一种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会用非法的手段解决致富和报仇的问题。也就是按照法律不能解决的公平与公正的问题。
由老百姓自己解决问题而不是由法官公平、公正地判决，必然会有更多的不讲理和冤假错案。也就是说；社会的上层官僚和富人不给老百姓公平和公正，他们自己也就失去了获得公平与公正的权利。随着无法无天思想的普及，随着仇富仇官心理的蔓延。政府需要雇用几百万军警保护；这些官僚和富人也需要雇用保镖来保护。这是政府自己撕毁社会契约的正常现象。
人民不是谁的羔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的羔羊。人民和政府之间是一种契约的关系。这个契约就是宪法和法律的来源。当政府违反契约；政府不执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人民也就不再对政府负有责任了。当社会上层把人民当做待宰的羔羊对待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保镖的行业就是这样兴旺起来的。
这样的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在有着造反和革命传统的中国社会，这就是社会动荡的前夜。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