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9日中国西藏新闻网报道：“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修缮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据了解，该工程在保护古建大院原有风貌的同时，把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危房进行仿古修建，建成后将作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复原陈列馆。”
所谓“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指的是位于八廓北街，约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六世达赖喇嘛时期建造的颇章（宫殿）建筑——冲赛康。最早名为“平措绕旦班觉”。曾住过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控制过拉萨的和硕特首领拉藏汗、死于同门噶伦之手的首席噶伦康济鼐，以及六或七任安班（“安班”是满语“大人”的音译，专指派驻蒙古、青海、西藏、新疆等地的满洲皇帝代表，又称驻扎大臣，中文史料称其为“驻藏大臣”）。
冲赛康得名于安班入住之时，由引狼入室的摄政王颇罗鼐改名，意思是看得见街市的房子，也即临街之厦。这里其实是块血腥之地。且不说之前就有康济鼐的两位夫人惨死此处，1750年，发生过两位安班卑鄙诱杀继任摄政王的颇罗鼐之子达拉巴图尔•居美朗杰，继而被藏人怒杀上百满人和汉人的喋血事件。我在《消失的冲赛康的前世》一文中，对这一事件在藏史与汉史上完全迥异的叙述及评价有过介绍。
而在这次大规模“修缮”之前，冲赛康是挂着“拉萨古建筑保护院”标牌的大杂院，但事实上，冲赛康历经多次“旧房改造”，早已被毁去三百年前的原有风貌。除文革之前及文革中的破坏，由当局多次主持的“旧房改造”造成的破坏，据相关记载大致有：
1994年秋天，据目睹者廖东凡（原《中国西藏》主编）记录，“拉萨旧房改造，冲赛康老屋已经拆得差不多了”。
1997年，据致力于保护拉萨老城的国际组织——西藏文化发展公益基金会（THF）的记录，在西藏自治区一位副主席的批准下，在拉萨市规划办公室的主持下，冲赛康“被莫名拆除，1998年新建，此建筑如今主要用于居住”。“其院落的主要部分还是在1997年被拆毁了——只留下沿八廓街的立面。在原建筑立面的后面，1998年建造的一座四层住宅公寓代替了原来建筑的一部分和院落区域……”尽管在成立THF的德国建筑学者安德烈•亚历山大（André Alexander）及同事们的努力下，修复了少量房间、窗户和院门，但“古建大院”冲赛康还是遭遇了无可挽回的毁损，新建的公寓是混凝土钢筋附加外表上的藏式装饰。
冲赛康内有东院“节古夏”、中院“节古几”、西院“节古鲁”，所居住的近百户原住民基本都是拉萨本地人，有些人家数十年前就居住于此，1997年对冲赛康的拆除迁走了一些人家，多数人家未被迁。当时，三个院门的其中一个旧门被堵，改成商店，但旧门的印迹仍可见。1998年又新开了一个门，而此门位置正好是过去的邮政驿站。
2010年下半年，冲赛康被大规模地、成本不菲地“维修和加固”，仅存的三百多年老建筑的外表立面被拆毁，不过还是没有迁移原住户。这几年，有的人家将房子租借给甚至转让给汉人和回族商贩。而转让费在这几年飙升，有回族商人欲出资百万元来求购一层的商店。沿街的一个个店铺有卖地毯的、卖日用品的、卖工艺品的，以及画唐卡和卖唐卡的画室，后期还有汉地游客开的画室，被称为“藏漂”集散地。
2012年底，拉萨老城区又开始进行一番成本不菲的“整治”，这一次，冲赛康近百户原住民全部被要求搬迁至拉萨西郊和东郊的“安置房”或廉租房，且受到包括居委会在内的各部门的警告，只好拿着很少的补偿费（没有店面的25000元/户，有店面的5000元/平方米）不得不迅速搬迁。有几家汉人和回族的商店不肯搬迁，声称曾付出高价转让费，但像他们这样的“钉子户”，没有藏人敢当，之后则可能遂愿而迁。
2013年5月14日的《西藏日报》发了一张冲赛康施工现场的图片，并注明：“图为拉萨市城关区八廓办事处八廓社区内的施工人员对驻藏大臣衙门旧址进行施工修缮。”显然，这一次，甚至连“冲赛康”这个有着近三百年历史的旧名、藏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
而这个已经被腾空的冲赛康，这意味深长的血腥遗址，将“作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复原陈列馆”，实际上与在布达拉宫下面改设的那个名为“雪城”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样，是又一桩改写西藏历史的浩大工程，且更加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如官媒所报道的：“驻藏大臣衙门的复原陈列，可全面展示和介绍驻藏大臣制度的源起和历史发展，以及历任驻藏大臣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
从十八世纪至辛亥革命的安班之历史，正如王力雄在《天葬》一书中所写：
“在长达一百八十五年时间里，先后进藏的一百三十五位驻藏大臣（据该陈列馆介绍是185年间约一百多任总计138人）……不可能在西藏掌握实际权力。”
“北京方面一直宣称驻藏大臣是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标志，是代表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主权管理的官员”，但是藏史及藏人认为，历任安班“不过是满清皇帝（及中国）的大使，负责传递消息而已，顶多对西藏政务充当一下顾问的角色，从来没有实际权力”。“表面上，西藏官员对驻藏大臣表现得恭敬服帖，所谓‘外示诚朴’，实际行动却是‘阴实抗违’，完全按自己的而非中国人的意志对西藏进行统治。”
也即是说，清代的驻藏大臣制度，作为北京伸向西藏的一个“接口”，事实上是被西藏“架空”，“完全不听从，甚至隔断‘接口’”的。
但是，一个“古为今用”的政治故事，随着拉萨老城的“整治”被重新包装，精心安排，已经华丽登场。既然如此，建议那些用强权叙述故事的人，务必于其中添加自1951年以降，西藏被“解放”之后中共历任驻藏大臣的生平业绩、辉煌历史。怎么能忽略党的历任驻藏大臣呢？他们一定比封建王朝的驻藏大臣（曾被党唾弃、其实从来被党藐视的腐朽之物）更加爱国，更加“维护祖国统一、巩固祖国边防、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抑或追认封建王朝的历任驻藏大臣为中共党员吧，这样才能证明爱国的传承一以贯之，否则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搬出满洲驻藏大臣为中共占领、统治图伯特的合理性背书，尽管这才是目的，但有点丢人啊！
而且，如果真的怀念“清政府驻藏大臣”，那么应该将“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历史最长的遗址——“朵森格”，即今天住满“维稳”军队的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设为“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复原陈列馆”，而不是把衙门历史既短命又血腥的冲赛康设为陈列馆，显然很不真诚，显然又在造假，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且，如果真的怀念“清政府驻藏大臣”，那么应该搞清楚，“清政府”究竟是属于谁的。正如研究清史的哈佛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t）所写：“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是一‘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份？”“大清帝国与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了）是有不同政治目标的不同政治实体。即使在人口与地理上清朝与现代中国明显重迭，两者间也非密合无缝，而事实上有许多参差冲突之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被改设“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衙门复原陈列馆”的冲赛康，在1997年的毁灭性的“旧城改造”中，正是安德烈•亚历山大及其基金会如虎口夺食般，从疯狂的推土机下拼力抢救部分古迹，否则，冲赛康很可能早就沦为被改建成“索康商场”的索康府，如今再想变身为陈列馆就相当有难度了。当局应该感谢他们的工作，但荒唐的是，早在2002年就将他们永远驱逐出拉萨了。已于去年初韶华去世的安德烈若健在，目睹他曾竭力保护的冲赛康而今沦为政治用场，他一定会落泪痛惜的。
改写西藏历史的荒唐工程一个接着一个。“整治”之后的拉萨老城将会出现多少个改写历史的类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中国官媒称当下“红色旅游”在中国成大气候，“各地为发展经济打起‘红色旅游’大旗，领导人故居成为了各地政府着力打造的重点旅游景区。”拉萨及其他藏区没什么中共领导人故居，但是“红色旅游”同样被着力打造，清驻藏大臣及病故于1950年代的藏人大学者更敦群培，甚至早于公元7世纪的唐朝文成公主，都纷纷被改塑为“爱国志士”，这虽可以创旅游经济之收，更可以获意识形态之利，实乃愈加深入的殖民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