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思忖，我写的这些故事，这些关于藏人的故事，这些关于藏人于当今时代仍经受着许多民族曾有过的苦难的故事，在这偌大个世界，会有多少人愿意停顿一下，听一听？
那年，藏历土鼠年八月某日，贡嘎机场检查森严，母亲抑制着泪水，与我额头相触，以示告别。“现在的拉萨已不是去年的拉萨了，现在的你也不是去年的你了……”耳边响起这意味深长的哀叹，让我犹自神伤。旋即，铁鸟扶摇着巨硕的翅膀离去，一首缠绕我童年的文革歌曲，吊诡地在内心响起：“金色的大雁哟，你快快飞快快飞，飞过了雪山，请你带上哟，心爱的雪莲，捎给我想念的北京城，呀啦嗦……”随着歌声，我写下一首诗：
“匆匆告别拉萨——/拉萨已是一座恐惧之城；……匆匆告别拉萨——/拉萨的恐惧，尽在呼吸之间、心跳之间，尽在欲说还休之间、无语凝噎之间；……匆匆告别拉萨——/拉萨的恐惧令我心碎，容我写下！”
其实“拉萨的恐惧”，缘于北京。其实我想念的，从来都是拉萨。其实这几年来，这些年来，这五十多年来，拉萨乃至确喀颂（藏人所称的全藏地），成了沦陷之地。
我知道燕子，是的，我说的是身为汉人的刘燕子女士，我知道她愿意倾听这些故事，愿意化血为墨，将这些故事翻译成日文，转述给日本这个我从未去过的国家。事实上，更早以前，我依据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而完成的记录之书《杀劫》，正是由燕子和藤野彰先生翻译成日文，由集广舍的社长川端幸夫先生出版的。有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说：“在日本，百万中国人，只有燕子一个人在孤军奋战——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作家良心和良知的立场。”
日本的一些西藏研究学者，检视我讲述的西藏故事是否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好像失望了。据说问题出在“客观性”与“数据”方面。对此，王力雄（他虽然是我的丈夫，但也是西藏问题的研究者）说：“如果作为学术，可以这样挑剔，学术是不应该有感情的，但是唯色不是在做学术，她写文章正是为了感情——她的感情和西藏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生命。生命不需要符合学术的规范，相反，学术应该去研究生命。”
我承认，我讲述这些故事都是饱含感情的。我甚至常常伤怀落泪，是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总是听到我的族人们不是被火焰焚身，就是倒在军警的子弹之下。我在Twitter上写过一句话：“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在生命消逝的数字面前，我完全束手无策……我什么都不会，只会记录，但是现在，记录都来不及。”
有一天深夜，我久久地看着网络上发布的自焚牺牲的尼师丹真曲宗的照片泪如雨下，都说才十九岁的她聪颖好学，是寺院里佛学最好的尼师。如果她不出家，也是草原上美丽的牧女。如果我有孩子，差不多是她的年纪。还有一张照片是她小时候骑在自家的牦牛背上，这么可爱的孩子殉道了，人人都会为之心碎。如果不是声称“解放”了西藏的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寺院里又是“升国旗”、“挂领袖像”，又是逼着西藏的僧尼们人人过关，签字画押地“爱国爱党”、“揭批达赖分裂集团”，请扪心想一想，韶华纯洁的她会自焚吗？
我承认，我是诗人，而且多年前（那时我是《西藏文学》的编辑），我一度自闭在诗歌的“象牙塔”里，执着于个人的感觉、个人的意象、个人的语言，自认为诗人或者艺术家高于一切，或者说是超越一切。但是，正如我在散文集《西藏笔记》（2003年在中国出版，却被当局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成禁书）中所写：“……可是我身为藏人中的一分子，西藏庞大而苦难的身影像一块石头压迫着我的脊梁，‘光荣’和‘无为’，我只能选择一样，非此即彼！” 而我所认为的“光荣”，不只是诗人的“光荣”，更是良知者的“光荣”。
良知者是需要正视现实与历史的，现实和历史却是非常冷酷的。身为诗人，在西藏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是与现实和历史之间的紧张。最终这种紧张粉碎了将我包裹的“象牙塔”，使我的诗开始触及现实与历史，并有了一种叙事的风格。2004年的秋天，我写下长诗《西藏的秘密》，这是献给现实中承受苦难的家园与族人的诗，也是写给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包括我自己的诗。其中写到：
我素来噤声，因为我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生下来就在解放军的号声中成长，
适合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红旗下的蛋，却突然被击破。
人到中年，迟来的愤怒几欲冲出喉咙。
纷飞的泪水只为比我年轻却蒙难的同胞难以止住。
……
但我依然缄默，这是我早已习惯的方式。
理由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害怕。
凭什么呢？有谁说得清楚？
其实人人都这样，我理解。
有人说：“藏人的恐惧用手就可以感触到。”
但我想说，真正的恐惧早已融入空气之中。
……
那么书写吧，只是为了牢记，这可怜巴巴的道德优越感，
我当然不配，只能转化为一个人偶尔流露的隐私。
远离家乡，身陷永远陌生的外族人当中，
怀着轻微的尴尬，安全地、低声地说：
细细想来，他们与我怎会没有关系？！
而我只能用这首诗，表达我微薄的敬意，疏远的关怀。
有时候我思忖，是不是关于我是诗人，而且是那种“沉溺于唯美主义的诗人”的说法，隐含着对我所讲述的西藏故事予以“否认”的意思？即是在暗示，诗人或作为诗人的唯色，总是分不清现实和想象，所以故事中更多的是情绪或臆想，不足为凭。
这可能是我讲述的并不是那种或者被神秘化、或者被妖魔化的西藏故事，而那样的西藏故事屡见不鲜，且被各种立场、各有选择地乐于常见。尤其是中国的诸多西藏研究者，一味地批评西方对西藏有“香格里拉情结”、“香格里拉迷思”，却根本不对自己所在的国度、社会、体制素来将西藏妖魔化的传统批评半句，更不去反思为什么在今天西藏的大地上，无数走上街头、纵马草原的抗议者，接二连三地将自己化作冲天火焰的自焚者，几乎都是在“解放”以后出生的藏人。
真的很抱歉，我并不是非要讲述让人感觉不自在的西藏故事。但当年，在我离开了诗歌的“象牙塔”之后，我便坚持这样的写作理念——写作即游历；写作即祈祷；写作即见证。尽管我很希望有一天，给读者描述的是我雪域高原在自由的阳光下焕发的极致之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