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初冬在拉萨见到朝气蓬勃的林辉，得知开始两年环球旅行的他，是香港知名的社会运动人士。之后关注了他在脸书上的专页“和我一起游世界”，随着他的图文记录分享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两个月前，林辉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将集结出版他的“环球责任旅行专栏”，书名是《移动的人们》（近日出版时定名《旅行在希望与苦难之间》），邀我撰写推荐序。同时，他还邀请了梁文道、張翠容等作家写序。
正在拉萨热切关注香港事态的我，读完他的书稿之后写了这篇文章《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
林辉书中记录的游历之地，新疆我去过，西藏是我家，其余诸地都是我从未去过并且今生料也难去的遥远之地，不只是地理的遥远，实已类同隔世的遥远，不如称其为隔世之地。
原因很简单──我得不到一本像林辉那样可以行走四方的护照。
也许，听说过我的人会以为这是我“异议者”（如林辉书中所写）的身分所致，实不尽然。前些天，听到做小生意的藏人自嘲：“去年，我的‘中国梦’是护照；今年，我的‘中国梦’是边防证……”这后一句话，缘于依西藏传统，今年即马年，为西藏神山之尊──冈仁波齐的朝圣之年，对于虔信佛教的藏人属必修功课。然而去转山朝圣必须办“边境通行证”，但当局偏偏不给藏人办此证，却给中国各地旅游者开方便门。
也因此，藏人所言的“中国梦”意味着白日梦。
正如林辉在游历了许多地方之后发现，“世界的苦难太多”。好在，“仍然见到希望”。履行“责任旅游”理念、并对公民社会的建设倾注心力、希望人人生活有所改变乃至世界得以改变的林辉，书中篇篇故事并非纯粹的旅游札记，除了披露异域风光及别样人生，更有不一般的深刻意义。就像是，熙熙攘攘的旅游者当中，有一个身负背包与相机的年轻人，他的眼里看进去了太多的不公正，他的心中装进去了太多的问题，所以会思考：“旅行是为了娱乐，但也不应只为娱乐，更不应为了娱乐就把更重要的东西牺牲掉。我相信旅行包括了美好的内涵，如了解、珍惜、反省以至和平，问题是，怎样才能将这些美好的东西放大，取代浪费、自私和毁灭？”
身为藏人的我，敏感于林辉对西藏的境遇、对在地和流亡的藏人所怀有的深厚同情。我相信其中必然含有许多由此及彼、感同身受的体会，而这并非一句简单的“今日西藏，明日香港”或“今日香港，昨日西藏”就能概括。想起前年拉萨开始进入寒冷的一个夜晚，刚离开新疆的林辉讲述着他的见闻、感受与愿望，对香港所存有的自由等价值的珍视溢于言表。
实际上我读这些故事之时，恰处在非常特殊的时间。我想说的是，这时间的林辉原本按照他两年环球旅行的计划，已经走到阿根廷，但在他的老家香港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雨伞革命”。林辉在脸书上写道：“有外国媒体叫这场运动做‘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说实在，还算不上是革命，但‘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我们手拿的‘武器’，顶多是平常遮风挡雨的伞；香港人不过只求安稳，但就算看不见晴天，也不见得愿意被暴雨沾湿。‘雨伞运动’代表着一场温柔但坚定的运动，面对狂风暴雨，我们绝不逆来顺受！”
他中断了旅行，折返回面临生死攸关的香港，从原来的“不在场”而“在场”，去付诸他在书中多次提及的“努力”。
是否“在场”其实相当重要，正如前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所写：“我当时是和我的人民一起，处在我的人民不幸而在的地方。”我在有关2008年3月全藏爆发抗议的文字中也写过：“当我重又回到拉萨，却锥心刺骨地发觉，这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我并不在场。因为不在场，我变成了一个‘他者’；因为不在场，我只能依赖在场者的记忆和诉说。虽然这些在场者都是我信赖的人，虽然他（她）们的言辞可以披露被遮掩和伪饰的真相，但我还是深感缺憾，并且甚觉羞愧。”
目前仍在香港进行的种种“抗命”意义深远，即便如我远在被高度“维稳”的拉萨也日夜关注。更有许多在中国境内的正义者同声相求。也因此，被视为帝国大脑和心脏的北京已有五十多人被捕。我则被拉萨国保（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部门，中国秘密警察组织之一）威胁噤声，甚至被嘲讽：“你去过香港吗？香港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很想回应：“我当然想去香港，可是得不到政权掌控的证件，不是寸步难行吗？”
而香港的事，说到底，表达的是林辉引述的里尔克诗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本质上与你我都有关系。如同林辉在这本书中所看见的、世界各地的事，也与你我都有关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