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公历12月6日，是藏历10月15日，在拉萨传统上是“白拉日珠”节，汉语译为“吉祥天女游幻节”，简称“天女节”。
这个节日与大昭寺二楼拐角供奉的女神白拉白东玛有关。因为她长着一张蛙脸，平时总是用布蒙着，每年只有这一天可以掀开来并由僧侣抬出以供信徒们瞻仰。她的左边是三目圆睁、露齿而笑的女神白拉姆塑像。虽然在藏传佛教的观念中，她俩都是万神殿中居首位的女护法、也是大昭寺乃至拉萨的大护法——“吉祥天女”班丹拉姆示现的不同法相，但在民间的传说里，她俩却是班丹拉姆的女儿。
围绕“白拉日珠”节，民间流传着一个与爱情、亲情相关的世俗故事，以及围绕这个故事而生的习俗仪式，形成拉萨妇女的节日。在这天，拉萨的女人们都要盛装以饰，手持燃香，口唱颂歌，向女神敬上青稞酒，并跟在背着女神的僧人后面绕帕廓一圈，再回寺院又行磕头之礼。如今背负女神绕行帕廓的习俗已被取消，但女神的面纱还是要掀开，拉萨的女人们还是会打扮一番，前来拜谒。
不过，在这里，我想讲述的不是民俗，而是与文革相关的历史，但还是先得对民俗介绍一二，不然人们不会知道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重要意义。
1966年8月24日，被尊者达赖喇嘛称之为“全藏最神圣的佛殿”——拉萨祖拉康即大昭寺被砸。这是拉萨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中发生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据《杀劫》——有关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我已故父亲摄影）及其文字（我的调查与采访），2004年在台湾出版——记载，参与砸大昭寺的，有拉萨中学的藏汉红卫兵，由陶长松、谢方艺等老师率领；有帕廓街居委会（当时写成“八角街居委会”）及城关区其他居委会的“革命群众”；另外，还有一群身份特殊的人——“三教工作团”，其中有解放军军人和干部。砸大昭寺时，“三教工作团”不但就在现场，而且在学生和居民进入大昭寺之前已驻寺，并开始用军车将珍贵的法器、供具和古老的经书、唐卡等运出寺外，至于运往何处无从知道。“三教工作团”的团长名刘方（音），后任城关区书记，将供奉在“觉康”释迦牟尼佛像前的一盏用黄金打制的供灯（藏语“龙东司恭”）占为己有。
如果想了解大昭寺被砸、文化大革命对于西藏的毁灭性破坏，可以翻阅有近三百张历史图片、十万余字的调查与采访文字构成的《杀劫》（我在书中开篇即介绍“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而“文化大革命”在藏语里的发音近似“人类杀劫”）。这里，我想说的是，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这两尊塑像及大昭寺在文革中的遭遇。
那天，即1966年8月24日，大昭寺被砸的惨状可以从我父亲当时拍摄的这张照片中看到，大昭寺的前院“金戈”（坛城之意）遍地狼藉，堆积着残破不堪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据说很多都是从楼上的佛殿里、长廊上抬过来再扔下去的，勉强可以辨认的有：护法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法衣，“囊廓”（大昭寺的转经回廊）道上的嘛尼轮，用木材制作的坛城，点酥油供灯的架子，“祥麟法轮”塑像，等等。大昭寺就这样惨遭横劫，面目全非。
而在“破四旧”之后，遭受重创的大昭寺又是怎样的命运呢？从时间上来看，根据采访和有关资料获悉，大昭寺曾被这些机构所占据——
1966年8月被砸至1967年以前，被设为“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办公室”，全拉萨在“破四旧”时收缴的部分“四旧”集中于此，由拉萨市公安局局长带领工作组在此驻扎数月，寺院里的经版、经书、唐卡等成为做饭烧茶的燃料。
1967年6月，西藏军区派一个连的兵力进驻大昭寺，原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在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称“对该寺重要佛像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事实上，除了被剥得精光、且被斧头砍过的释迦牟尼等身佛像，凡是金属佛像、金属法器、金属供具、唐卡器皿等等皆被军队运走，凡是泥塑佛像皆被倒入滔滔的拉萨河中。而两尊塑像——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或已被砸，或已被运走，总之消失无痕。而在帕廓街东南交接处，与昔日大贵族索康宅院相连接的“嚓嚓康”（模制的小泥像龛，属于护法神班丹拉姆），则被糊满泥巴，跟前的香炉被砸毁。
不知军队驻扎的时间有多长，但在1969年以前，大昭寺先是成为两大造反派之一“大联指”的据点之一，后又成为另一个造反派“造总”的主要据点，其广播站就设在三楼日光殿一侧临街的屋子里，数十名“造总”成员（多为居委会和工厂中属于“造总”一派的居民红卫兵、工人红卫兵和积极分子，也有拉萨中学的红卫兵）住在寺内。这期间，所剩无几的大昭寺继续遭到破坏。由于该广播站的宣传攻势很猛，1968年6月7日，遭到支持“大联指”的解放军冲进大昭寺开枪射杀，12位年轻红卫兵被打死，伤者更多。在大昭寺发生的血案令拉萨哗然，震动了北京，毛泽东和林彪均对此作出批示，批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
1969年至1970年代初，大昭寺被拉萨警备区司令部所占据。一楼楼下数十间佛殿都成了猪圈，连如今喇嘛们举行诵经法会的坛城殿也被改成猪圈，臭气熏天的猪到处乱拱乱叫。只有释迦牟尼佛殿没有变成猪圈，毫无任何装饰且遭受创击的释迦牟尼佛像，盘坐在漆黑的佛殿深处默然无言。楼上的数十间佛殿则成了军人们的宿舍。一位当时送过猪饲料的老僧说：“他们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厕，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则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场。”一位当年的红卫兵、“造总”成员也说：“大昭寺除了被当作猪圈，还作过屠宰场，在里面杀猪拔毛。”
1970年代初期，大昭寺被改成拉萨市委第二招待所。拉萨人称其为“招待玛波”，意思是红色招待所。许多殿堂都改成了招待所的房间，一楼和二楼那些佛殿的门框上都写着号码。墙上的壁画被烧茶、烧水的火苗和水汽给熏得破损不堪。一位老僧说：“在释迦牟尼佛殿上面的金顶，曾经盖过一个厕所。在护法神班丹拉姆（即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塑像那里，用木板隔了男女两个厕所，是招待所的厕所。”
当时，拉萨市委还在大昭寺的大殿内召开会议。前院“金戈”一度是放映革命影片的露天电影院。一些僧舍被设成拉萨市政协的办公室。
1972年，曾在文革初指示“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考虑保留几所大庙”的周恩来，在接见西藏军政官员时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日建交，全国将采取有领导的开放，西藏也不例外。随后批示修复大昭寺。
1974年，修复大昭寺的初期工程告一段落。逐渐地，被当作“四旧”砸过的大昭寺又允许香火缭绕，祈祷回响。法国记者董尼德在1985年获准访问拉萨时，面对大昭寺里“崭新的菩萨塑像及刚完成的壁画”，“感到震惊与不安”，认为自己“就像是置身在歌剧院的舞台布景里似的。仓卒地整建、翻新、维修的结果，只是把几乎毁灭一种文化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破坏情景，加上愈描愈黑的注解而已。”但无论如何，堪称幸事的是，广大佛教信徒重又见到了劫后余生的释迦牟尼佛那悲悯众生的微笑。一位曾被囚禁7年、劳动改造13年，直至1981年才回到大昭寺的老喇嘛，含着热泪对我说：
“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寺院再次开放。经过了那么多年不准信仰宗教的岁月，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了，所以来朝佛的人特别多。……信徒是那么多，突然间，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不光是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不敢想象的，就像是被堤坝拦住的大水一下子冲出来了。……那时候大昭寺整天开放，天黑了，如果不赶紧关门的话，还会有很多人进去朝佛。‘宁杰’（可怜）啊，那么多的藏人，已经有那么多年没进过大昭寺，没见过‘觉仁波切’（释迦牟尼佛像）了。很多人都哭。边哭边说，想不到这一生还能有机会见到佛，没想到啊，还会有这么一天……”
最后，补充一个与民间传说相关的小故事。在居于闹市之中的大昭寺，在护法女神白拉白东玛与白拉姆的塑像跟前，曾经围聚着或跑来跑去的是许多只小“吱吱”，即老鼠。它们灰白的身子不过拇指之长，亮晶晶的眼睛忽闪忽闪，倏然间，倒是很像神话里的小精灵。传说这些“吱吱”是白拉姆喂养的小虱子的化身，因而也就多少沾了些白拉姆的神气。所以喇嘛们都不肯驱之逐之，任其穿行于一盏盏火苗摇曳的酥油供灯之间，啄食着朝佛者抛洒的青稞。我父亲在文革前拍过一张黑白照片，三目圆睁的白拉姆笑逐颜开，正在奔跑的几只“吱吱”眼瞳发亮。一位汉族文人说他亲眼看到“有的小耗子甚至蹲在女神的五佛金冠上”，从容地打量着“五体投地的膜拜者”。据说它们的尸骸还可交换牦牛，虔诚的边地藏人将其皮制成护身符，颇为自豪。
当然啦，这已是很早以前的往事了，而今要寻觅一只这样的“吱吱”已无可能。寺院的僧人说，“吱吱”都被咬死了，那些坐飞机乘火车搭汽车来的“援藏”老鼠太厉害了。于是我在2004年夏天的大昭寺目睹惊人的一幕：一群群硕鼠挥舞着罕见的长尾巴，公然地在各个佛殿来回驰骋着，足以让挨肩接踵的朝佛者心惊肉跳，却毫不畏惧人们的呵斥和驱逐。而在因文革被砸烂又重新修复的白拉姆像前，我正伏下头要默祷几句，却看见一只牢牢地抓住盛满了青稞和大米的铜盆边沿的硕鼠，正发出尖锐而短促的叫声。
但今年我去大昭寺朝佛没有见到这些硕鼠了。一位僧人说，都被防疫部门发的药给毒死了，不过不是僧人干的，是当电工的俗人去执行的。诡异的是，有一天，这位电工在干活时摔下来了，不久就死了，死之前尽做被无数老鼠噬咬的噩梦，令他非常痛苦。“勒迥则啊，”僧人和我异口同声地感叹道。“勒迥则”是藏语，意思是因果报应。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