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思想》（岩波书店）新刊2016年元月号，为中国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专辑，即《未消逝的文革~五十年后的省察》。其中收录了我的论文《西藏文革疑案：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与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由居住日本的汉人作家及中、日双语译者刘燕子女士译为日文。这里，我将原文以连载的方式，在自由亚洲特约评论栏目里发表。
（四）、尼木事件
从当时的派性角度，尼木县大多数乡村都加入了“造总”。两个“翻身农奴”【1】——单增朗结和热群就是尼木“造总”的头头。起初，尼木县也发生武斗，县政府官员成为造反派攻击的对象，但在单增朗结和热群去找一位名叫赤列曲珍的尼姑占卦以后，“斗争的性质变了，”这是文革结束后去了印度的尼木县农民德朗的话，他目睹了“尼木事件”的整个过程：
“刚开始时我不相信他们有民族的动机，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运动。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如果说他们是为了藏民族也不完全准确，也许是为了他们自身的自由吧。最后他们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2】
何以这么说呢？德朗继续回忆：
“他们的思想基础非常奇特。一方面他们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但同时他们也搞阶级斗争，像我们这样家庭成份不好的人是不准参加他们的组织，甚至他们中的积极分子也不会跟我们说话。……我们也很想参加，但他们不收成份不好的人。”
“他们去攻击县政府的时候，还准备了一面西藏的国旗，但没有人知道西藏的国旗是什么样的，结果做了一个两刀交叉的，就是‘四水六岗’【3】那样的旗帜。他们去尼木县之前，举起旗帜，煨桑，喊口号。听说他们喊了‘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万岁’等。……其实那天煨桑也是一件大事，因为文革中很长时间谁也不敢煨桑，那是搞封建迷信。
“参加这个运动的都是农民，其中没有一个成份不好的。后来汉政府说这是在反动阶级的操纵下搞起来的，但这不是真的。他们的头头热群等人都是‘翻身农奴’，甚至还有一个党员。
“后来有一次在普松，汉人的军人和基层干部加起来有12个人全被杀死了。”
如果德朗讲述的是事实，那么被当作“叛乱”而镇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德朗所讲：
“这个以‘西藏独立’的名义爆发的运动，只有几个星期就被镇压了。各村来了很多部队，主要是在普松。部队开进那里后打了几次仗，听说又死了几个军人。……镇压之后，起先所有山顶的高处都被部队占领了，然后把群众都召集起来。他们怀疑是我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在背后操纵的，所以在群众中搞调查。但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后，就把造反派的代表都抓起来了，在当地开会、批斗、揭发，然后在乡政府关了几个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县里，又再从他们中选一部分人带到拉萨去枪毙。很多人是在尼木枪毙的。拉萨和尼木全加起来好像枪毙了36个人。
“在尼木县召开大会时，我们的周围全被部队包围着，中间留了一条很宽的路。要枪毙的人都站在台上，大部分人都被打得认不出来了。年纪最小的只有18岁，年纪最大的就是当年照顾赤列曲珍的咒师。他们的家人都被集中到台下的最前边。先在大会上讲话，用高音喇叭把他们的罪行公布后，从中间开来了几辆卡车，把要枪毙的人都带走了。这几辆卡车慢慢地开着，我们群众跟着车后面走。尼木县有一个叫劝衮巴唐的空地，我们到了那里后，让我们围着这个空地坐下来。当车停下来后，把这些要枪毙的人从车上像扔包裹一样推下来，再由两个军人把人拖到一边去。那些军人有说有笑地在准备着什么。大概等了十几分钟之后，让这些人跪在地上，一个接着一个朝后脑勺开枪。全部枪毙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一手端着手枪，用脚踢这些尸体，看人死了没有，有些人身上又挨了一两枪。这些人的尸体都扔在那里，家人不准抬回家。村里的一些非常贫穷的人把衣服从尸体上剥下来，尸体光秃秃地就那么扔着。后来有些被狗吃了，有些腐烂了，但谁也不敢动。
“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死了。有些人是攻击县武装部时死的，有些是被枪毙的，还有不少人是后来清查时自杀的。有些人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不知是因为在监狱里受虐待的缘故还是什么原因很快就死了。”
当年新华社驻西藏的记者巴尚（化名）【4】，藏人，曾经跟随镇压“尼木事件”的军人围剿“反动尼姑”赤列曲珍。2001年夏天，他向我详细讲述了这一经过：
“当我们走到山口，看见两栋民房，部队便分开埋伏，向房子里的人喊话，但没有人答话。部队就准备上去冲进房子里察看，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一个排长中弹了，当场死亡，但枪是从哪里打来的根本不知道。这一下部队当然就很气愤了，就用四０火箭筒对着房子放了一炮，然后冲进去了，结果发现屋里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大概七八个，都死了，有个老人还在被窝里，看上去是在睡觉。活着的只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孩，手已被打断了。部队搜查了一圈，既没有发现武器，连个弹壳也不见，也没有发现年轻人。我问过小孩话，他说我们都在睡觉，什么也不知道，就被你们汉人的炮弹打死了这么多人……
“这么打了一下，部队的情绪就上来了，直往前冲，走不多远就和尼姑的人遇上了。他们那边有几支火枪，更多的是矛和刀，还有牦牛鞭‘乌朵’，包着石块朝部队这边扔。……当部队一开枪，他们慌了，赶紧逃跑，部队就边追边打，可能那次打死了三十来个人。他们那边都是老百姓，也就是农民，其中还有几个基层干部，大多数比较年轻。后来追到了尼姑驻扎的那个村子，我们埋伏在一个土坎下面，附近还有一个小水库，相互距离很近。我们向那个尼姑喊话，可她不但不出来投降，还穿着法衣、戴着法帽站在房顶上跳神作法，在那儿乱跳乱舞。参谋长下命令不准向她开枪，要抓活的。这么相峙了一会儿，我们喊话也不起作用，尼姑还耀武扬威的，向我们宣战。于是部队就往尼姑房子开枪，结果那里面也朝我们开枪，但他们那枪都是破枪，子弹也不多，一发两发的，根本打不到我们。而我们的冲锋枪一打一个准，后来发现打死了七八个人。这么打着打着，天快黑了，尼姑还是拒不投降，……部队就撤回来了。当天晚上，尼姑他们就跑了，跑到山上去了。
“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冲到房子里的时候已是空空荡荡，只有七八个人的尸首，有几个还被扶起来靠在墙上，身上都是枪眼。……接下来部队就搜山追击，在山上发现不少在逃的人，于是各个击破，击毙的击毙，抓获的抓获，尼姑就是在山上被抓获的。当时这场战斗，打死在寺院里的有七八人，在山谷和山上打死的有四十多人，解放军只有那排长一人牺牲。尼姑后来是被带到拉萨公审之后枪毙的。她下面的得力干将大都被枪毙了，只有一个叫热群的跑掉了，没抓到，这人原来是一个基层干部，杀解放军就是他带头的。”
巴尚强调，之所以要“剿匪”，是因为在这之前“杀了解放军，这一事件当即被定性为‘反革命叛乱’”。而“那些解放军是去‘支左’的，没带枪，尼姑手下的那些人半夜三更搞袭击，把有的解放军从窗户里甩下来，有的用磨盘石砸死，再把他们都埋在三叉路口，意思是那些人都是鬼，而且上面还放着军帽。那些解放军都是汉族。这样一来部队当然就要剿匪了。这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叛乱’行为。”另外，当地的一些与解放军合作的农民也遭到严酷惩处：“一个女的被砍了双臂，一个男的被砍了双腿，居然还活着，……在这之前，县里干部和解放军来的时候，他俩跟他们谈过话，所以尼姑就说他俩是叛徒，狠狠地惩罚了他俩。”
巴尚还介绍了赤列曲珍近乎传奇一般的身世：
“这个尼姑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她在当时很有号召力，把周围村子里的人都集中起来了，其中有一批就一直跟着她干。她一开始就打着造反派的旗号要造反，红卫兵最初冲击县城的时候就有她那伙人……据我分析，她不是一个单纯的造反派，而可能是有另外的目的……这个尼姑是有文化的，听说她背诵毛主席的语录很熟，在鼓动群众时还常常把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挂在嘴上，能说出很多最新指示，但没有发现她与拉萨的造反派是否有联系。另外。这尼姑也很会利用群众的迷信心理，她说她自己是格萨尔【5】传说中下凡女神的化身，会预言、跳神和打卦。还把她手下的人都封为格萨尔里面的将领。她在老百姓中的威望挺高的，常常被请去降神，预言各种事情，包括农作物的收成。”
“尼木事件”被镇压后，中共当局在尼木县举办巡回展览，向群众展示被杀的解放军、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照片，还专门在“烈士陵园”建立了陈列室。2003年3月，我采访了厅级官职的藏人官员久尼（化名），当年是二十出头的女军人，正是巡回展览的图片讲解宣传员，谈起往事她依然气愤，坚持认为“尼木事件”就是“再叛”：
“不能说它是武斗。它已经超出武斗这个界线了……完全是派性的矛盾升华为阶级的矛盾，不单纯地是两派之间的问题……我当时在部队，被派去尼木搞展览，发动老百姓进行阶级教育。我正因为参加了这个活动，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件。当时我们部队派的有一个工作组，以这个尼姑为首的人，打着派性的旗号来闹，攻打到部队的驻地里边，把所有的战士全部杀害了。
“这个尼姑，她能量很大的，煽动性很强……她是早就蓄谋已久的，只不过在等待时机。时机一旦成熟，她就会卷土重来……她年纪倒不大，可能四十来岁吧，后来枪毙了，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给枪毙了。她杀了那么多的解放军战士，肯定是要枪毙的。那种惨无人道，绝对不是一个出家人干的事情。作为宗教来讲要行善积德，连一个虫子都舍不得杀，但她杀起我们解放军就那么凶残。你说不是阶级报复又是什么？难道会是派性吗？记得在波林卡的体育场开了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然后枪毙的她。当她挂着牌子游街时，我们大家都朝她吐口水，非常气。
“当时说什么‘达赖要回来啦’等等，还是利用这些分裂民族的言论。也提出了一些口号。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反正对汉人就是要进行报复。解放军是红汉人，那就是要斩尽杀绝。这在那些年，在六十年代末发生这样的惨剧，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甚至59年‘平叛’时候都没有发生过的。59年西藏那么大规模的‘叛乱’，部队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都没有遭到过这么惨重的失败，竟然在69年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是骇人听闻的，实际这也就属于‘再叛’了。那么，这样一种局势你不‘平叛’那是不可能的，等于是‘平叛’一样。”
不过巴尚比较谨慎，他承认有矛盾的地方：
“实际上这个事件很复杂，参与者似乎应该分开来看，具体分析。比如尼姑她是有政治头脑的，而且从其行为来看对解放军是有仇恨心的，所以整个事件不是一般的群众组织在搞武斗，我认为她是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她的报复。如果说以造反派的名义，鼓动群众冲击县城还可以说是搞派性，但是杀解放军就不是单纯的问题了，好像西藏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事情，即使有，也只是极个别的，这么大的规模好像没有。
“尼姑的那个干将热群是个基层干部，也是个‘翻身农奴’，但杀解放军很凶狠。那时候，农牧区也分两派，基层干部也分为造反的和保守的。一说解放军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些造反的当然就敢下手了，那时候要欺骗人是很容易的，尤其是被派性所鼓动。但是像热群这样的人是不是和尼姑怀着一样的心思就说不清楚了。另外，在跟随尼姑的人里面，确实没有发现有过去的领主或代理人出身的人，也没有发现有59年参加‘叛乱’的人，应该说都是‘翻身农奴’。”
这真是意味深长的结论。虽然“尼木事件”的领导人是尼姑赤列曲珍，但比较年轻的她只是生活在乡村的穷苦尼姑，可以算作党要解放的“翻身农奴”；既然是“翻身农奴”，而不是“三大领主”，就不应该对把他们从“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解放军，怀有如此之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说不过去的。可如果这的确是事实，那就必须得追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西藏在被“解放”多年之后，会有那么多“翻身农奴”能做到如此忘恩负义地杀解放军呢？仅仅是因为去“支左”的解放军不支持“造总”吗？还是因为他们就是解放军的缘故？比如赤列曲珍率领的村民们，用大刀长矛和绳索石块杀死熟睡中的数十名解放军军人和积极分子，其目标之明确，其场面之血腥，显然不同于通常武斗中的派性厮杀。又比如在“边坝事件”中，四个年轻的农村女人用绳子活活勒死解放军士兵，诸如此类，是不是很不符合党所塑造的素来感恩戴德的“翻身农奴”的形象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文革中藏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存在的？如果存在，是一开始就暗中潜藏着，一旦时机出现就立即爆发，还是随着“解放”的神话被殖民的真相所替代而逐渐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的呢？是由派性冲突演变成民族反抗，还是将派性冲突作为民族反抗的藉口呢？可是，既然声称“百万翻身农奴得解放”，又为什么会爆发民族主义的运动呢？而且，这是否与1956－1959年在全藏爆发的民族主义运动相似呢？如果是相似的，又何以不能接受同属于一个民族的那些“出身成份不好的人”？还是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源自于最底层、最普通的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如果真的是这样，连最底层的西藏人都愤然而起，中共所精心营造的“新西藏”便丧失了最起码的基础。而这，既是强权者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也是强权者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
2005年11月，我专程去“尼木烈士陵园”寻找“尼木事件”的遗迹，在新建的陈列室里，除了看见赤列曲珍等多位藏人被公审处决的照片，还看见一份译为汉文的题为“反动文告原文”的文件，其内容之奇特，言辞之晦涩，但又深含西藏本土文化而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其中写道：“……解放军叔叔放明白点好，如果你们听信个别人的话，怎样动刀动枪，那么从今天起，别做吃饭的打算吧，从今天起，就是疯子也不要吃饭了……在这个地方有妖魔鬼怪，在活的人世上，对财产的裁判者是毛主席，对心灵善恶的裁判者，是我这个尼姑……宗教信仰的人，该信的地方在这里，没有信仰的人，想造孽的地方也在这里，要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那么，“尼木事件”是否包括的有宗教冲突与捍卫文化的因素呢？从一个古老的宗教精神体系被“翻身”到另一个外来的完全对立的“政治宗教”之中的民众，传统文化在其心理积淀之丰厚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颗精神原子弹轻易就能够摧毁的，所以当赤列曲珍以被传说成具有超自然法力的神谕者的角色，对信仰的敌人发出“自卫还击”的号召，或许正是激发广大底层民众义无反顾杀戮外魔的力量。而要进一步调查和研究“尼木事件”，这份并不容易诠释的文件应该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西藏民间无数宗教信仰者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大门。（未完待续）
注释：
【1】所谓"翻身农奴",是中共官方在占领西藏之后对西藏农牧民等底层民众的称呼,意思是使其获得了解放。
【2】摘自"美国之音"藏语部对德朗的采访,下同。
【3】是1957年5月20日在拉萨成立的反抗中共的政治组织,1958年6月24日成立下属武装"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是以康区藏人为主的游击性质的部队,后发展成一万人以上的半正规军。1960年流亡至与西藏接壤的尼泊尔木斯塘继续战斗,1974年因各种压力而被迫停止。
【4】本文中,部分接受采访者因仍在西藏,我在写作时出于对他们的安全考虑,做了化名处理。
【5】格萨尔:西藏神话英雄,被认为是藏传佛教密宗宗师莲花生大士的化身,尊奉为岭格萨尔王,具有斩妖伏魔、恢复秩序的神力。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