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幸结识了几位来自布里亚特的藏学家，都是布里亚特蒙古人，有研究图伯特历史的，有研究藏医学和藏传佛教的，有研究藏文学的。很钦佩他们除了母语-布里亚特蒙古语-和俄文外，还会英文、藏文、中文，等等。
交谈间，得知莫斯科也有类似于北京、成都、兰州等地的“民族大学”那样的大学，大致可以翻译为“民族友好大学”。最年轻的那位布里亚特学者开玩笑说，他到了莫斯科的“民族友好大学”，结果比以前更加发现各民族并不友好。布里亚特虽然声称是“自治共和国”，但据说就跟西藏自治区差不多（当然布里亚特共和国得到的权利远多于西藏自治区）。全国一百多万人口，布里亚特蒙古人才占30%，其余70%是俄罗斯人。通用语言是俄语。基本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只是在家里才使用母语。
藏学家Nikolay Tsyrempilov赠送了他与藏人学者Jampa Samten用英文和藏文合著的有关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著名的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杰的研究著作。其中收录的有十三世尊者与阿旺多杰相互之间的多份信件。
阿旺多杰，又称阿格旺•道尔吉耶夫（Agvan Dorjiev），是布里亚特蒙古人、哲蚌寺拉让巴格西喇嘛，曾任噶厦三品僧官，以及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外交官。他受十三世尊者委托，是1912年12月29日签订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图伯特蒙古条约》（Tibet Mongolia Treaty）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藏方签约代表，而这份条约旨在宣布图伯特和蒙古的完全独立、脱离满清政府的统治以及断绝与中国的一切政治联系。
旅居日本的蒙古人作家达希东日布在《蒙藏往事》文中介绍：“在此条约中，西藏与蒙古库仑政府互相承认主权独立地位，序言写到：‘鉴于蒙古与西藏已经摆脱了满洲王朝，脱离中国，并且已经变成独立的国家，又鉴于这两个国家一直信奉同一个宗教，而为了让他们古老又相互之友谊得以强化的目的……’，接下来的各个条款里载明着友谊、互助、佛教国家的兄弟情谊丶贸易等等。整份文件里不时使用到藏文‘让赞’来指称‘独立’。”
藏人作家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在《综述导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图伯特独立的若干历史事件》一文中，称阿旺多杰是“给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甘丹颇章政府带来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觉醒的开创性人物，但是…在图伯特现代历史中的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承认”。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托马斯所著的《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s with the Dalai Lama》书中，肯定阿旺多杰“事实上他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虔诚的佛教僧侣，并且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忠心耿耿。”
而阿旺多杰本人，于1938年被共产斯大林迫害致死，时年84岁。
中国政府则极其厌恶阿旺多杰（中文称“德尔智”），定性他是“俄国间谍”，“非法签署所谓《蒙藏条约》，宣布‘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对他极尽否定与诋毁。耐人寻味的是，目前在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张博树，在其新书《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中，用类似中共御用学者的笔法，定义阿旺多杰“是俄国的间谍，以佛教出家人的名义获得达赖喇嘛信任”，并且大段摘抄中共改写西藏历史的社科项目之一《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的相关内容，用以佐证其与中共同出一辙的观点。
知名国际藏学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对中共及张博树等如此歪曲阿旺多杰的个人历史，不禁笑道：“阿旺多杰如果是某一方的‘特务’，他就是13世达赖喇嘛的特务。没错，阿旺多杰是在实行亲俄的政策。但他是为了图伯特的利益而非为了实现沙俄的阴谋。当时图伯特正在面对英帝的侵略。亲俄的政策是对付英帝的自然手段，而且达赖喇嘛在蒙古国流亡时也与沙俄官员进行过政治对话。”
诡异的是，张博树这样的国家主义学者，却被流亡西藏政府负责联络华人事务的机构，视为“提高中国民众对西藏问题正确认识”的合作人士，推崇备至。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