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5日，著名的藏人知识分子扎西次仁先生在拉萨去世。十五天后，《经济学人》发表讣告。之前与我联系，要了扎西次仁先生的一张照片，是十年前王力雄在他家拍摄的。照片上，扎西次仁先生望着前方侃侃而谈，显得充满自信，而印着星条旗的T恤和卡其色夹克外套，又令他具有时尚的活力。那时他已75岁。
朋友翻译了讣告发给我。我读后很惊讶。作为认识扎西次仁先生长达十三年的一位藏人（或者算是现代藏人吧），我认为这篇讣告写得比较糟糕，就像是出自中国官媒的英文文宣，使得扎西次仁先生俨然成了“翻身农奴得解放”的代表，而带去了革命和“现代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甚至连一根针”也不拿的“解放者”，只是偶尔会不可避免地犯错，以至于获得“解放”的西藏“没自由但平等”（Not liberty, but equality）。真不知道《经济学人》是怎么认识“自由”与“平等”的，难道这意思是，监狱中的死刑犯在死刑面前一律平等吗？
讣告对扎西次仁先生的自传断章取义，只是渲染他最初对中国共产党的迷思，而不提及他后来的变化，使得讣告中的扎西次仁先生更像是活在他的二三十岁，而不是事实上的85岁。说实在的，如果把达赖喇嘛自传断章取义，也可能会让人觉得他毕生崇拜毛泽东。讣告还误读自传中引述的某位贵族（其实是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先生）所说的，藏人分为“吃糌粑的人和吃屎的人”两种，实际上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一种藏人有自己的民族认同，所以被比喻为“吃糌粑的人”，而一种藏人是出卖民族的畜生，所以被比喻为“吃屎的人”。我们都知道，“糌粑”并不只是指用西藏特有的粮食作物——青稞炒磨的主食，在藏人的文化中，糌粑还象征着民族属性，意味着民族认同，如果问你“吃不吃糌粑”，如同问你是不是藏人，也因此，每次爆发抗议时，会喊这句话：“吃糌粑的出来”。
不过我并不是非要对《经济学人》吹毛求疵，更无意要求《经济学人》有所认识或表示。全世界都知道《经济学人》向来比较酷，不轻易赞人也不太乐意承认失误。据说《经济学人》对流亡西藏最慷慨的评价，只说那是世界上最严肃的流亡政府。所以当我收到写这篇讣告的《经济学人》资深编辑Ann Wroe女士及图片编辑的邮件不免感到意外。Ann Wroe女士解释说差不多所有文字，包括对扎西次仁先生在不同时期的心态描述都是出自他的自传。可是，自传完成于1996年，当时扎西次仁先生67岁，而通常意义上的讣告，应该是对一个人的一生进行盖棺论定，否则不完整。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不怪《经济学人》幼稚，而是因为扎西次仁先生本人太复杂——这倒恰如讣告题记：“扎西次仁，现代西藏困境的典范”（Tashi Tsering, exemplar of the dilemmas of modern Tibet）——无论他的人生道路、人生际遇以及他的超前思想和超乎寻常的行为，都无法被简单化或脸谱化。或有可能Ann Wroe女士并没见过扎西次仁先生，即便见过，也应是泛泛。
而在得知扎西次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用了整整十天，重读了他口述、美国学者记录的两本书：一本口述他在“旧西藏”和“新西藏”的大半生，包括在印度和美国求学的经历，中译本名为《西藏是我家》（香港版）；一本口述他从1986年起，以他的家乡为起点，在卫藏许多乡村兴办小学和职业学校，中译本名为《西藏兴学记》。我还找出从2001年起，多年来与他见面时拍摄的许多照片，以及王力雄与他交谈的日记。同时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越写越长，写到八千多字还觉得不充分，很肤浅。其实我当年就写过一篇有关他的文章，那时还不认识他，所以会在结尾写道：“若有一天能见到这位老人，我想问他一个问题，虽然旧西藏的‘旧日权贵’把他这位‘西藏的民族主义者’关在门外，可是新西藏却将满腔热忱的他关在监狱里，他又如何辨别这二者的无常哪个更悲哀呢？”
在刚完成的长文中，我对扎西次仁先生的简介包括：“这位生于曾经自主自足的西藏农户人家，却长在西藏被无法抗拒的强力撕裂状态中的藏人扎西次仁”；“……出生于卫藏乡村却有着无比‘坚强的求知欲’的他，小时候就把去拉萨当作人生转变的契机，后来去印度学习英文，又去美国的大学‘像疯子一样地用功读书’，并受到‘天真和愚蠢的乐观主义’驱动，于1964年一意孤行地返回，渴望把学到的知识报效巨变后的西藏，‘设法协助我的那些在共产主义环境中的同胞’，结果却被声称‘解放西藏’的中国共产党放在连千年前的杜甫都写过‘尘埃不见咸阳桥’的咸阳……”
其实我想陈述的是这个事实：扎西次仁先生是在人生最好年华即35岁时从美国回来的，然而他直到52岁才终于被允许返回拉萨，这期间他被定罪“美国间谍”、“藏独分子”，分别被关在咸阳、长武和拉萨的监狱共计五年零七个月，而不是《经济学人》的讣告所说的坐牢十一年，关于这，他的自传写得很清楚。Ann Wroe女士解释说这是由他软禁在家开始计算，可这显然语义不清楚，也与事实不符。除去坐牢的时光，其余岁月他是在被监视、被告密、被洗脑、挨批斗、关牛棚、下牢狱、服劳役、务劳工，以及他积极参加“革命”，跟红卫兵一起去北京朝拜毛泽东、去拉萨“分享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等等诸如此类的、不得不浪费生命的苦难和荒诞中度过，历时十一年，合计十七年。人生能有几个十七年？人生会有几个如讣告所言的那种“沒自由，但平等”的十七年？
我并非只是动感情地批评《经济学人》或者类似的对扎西次仁先生如此简单化的概括。我比他年轻三十六岁，我出生在、成长在被“解放”的“新西藏”，属于与扎西次仁先生完全不同却本应该符合他的理想的那种西藏人。但是，为何我会在十三年前，激动不已地连夜读完他的自传？为何会去拜访他，听他讲述理想与抱负在跟现实遭遇时却被屡屡打击，而他依然不屈不挠地奋斗？为何会从他那里获得对“旧西藏”与“新西藏”的认识与感悟，从而改变我曾被洗脑而形成的那些谬见呢？其实我知道，我非常清楚，在本质上，我与扎西次仁先生的这份感情是一样的：“西藏对我来说不只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抽象的词语；那是一个地方——我的家”。
我很想告诉《经济学人》或更多的人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扎西次仁先生去世前三年的一件真事，我认为比一万个报道都更能说明所谓的“现代西藏困境”。当然这也是我那篇献给他的文章中的其中一个故事：
“2011年夏天，我和王力雄回到拉萨，有天转了一圈帕廓后就径直去了附近的扎西次仁先生家，他刚接待了几个客人，身穿天蓝色的冲锋衣，看上去精神、气色都不错。他翻出一页纸给我们看，上面用藏、汉、英三种文字写着‘西藏扎西次仁教育发展有限公司’，他很开心地挥舞着手说，‘我扎西次仁的理想就是希望西藏的孩子们都能上学、念书，我扎西次仁一直在奋斗，也取得了成功，拍我的纪录片最近在CCTV 4播出了。’可是，在我们与他告别时，他突然拥抱着我泣不成声，全然没有先前的骄傲和满足，颤抖着的衰老身体传达出无法言表的痛苦，令我手足无措，内心震惊。我喃喃着‘格啦叙啊，格啦叙啊（藏语的告别语，先生你在的意思）’慌乱离去，直到走在阳光灿烂、中国游客与军警密布的大街上才潸然泪下。
“格啦他为何哭泣呢？这个受尽苦难却超级坚强的人，支撑毕生的信念是希望自己的故乡与人民能够变得现代化，且又‘必须拼命确保我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传统’，那么，他是因为理想被冷酷的现实摧毁而痛哭吗？当我含泪回头，在可以了望整个大昭寺广场的他家屋顶上，两名手持钢枪的狙击手从2008年3月的抗议之后就站在那里，等于就是日日夜夜踩踏着他的头颅。”
——直到他去世，那些持枪的兵踩他的头，踩了六年多。
2014年12月23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