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共产党的融合与冲突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意味着黄河战胜海洋、西北压倒东南、农村包围城市、共产极权主义取代威权主义。中国历史进入巨大的倒退之中。从清末以来中国的西化，包括基督教的进入和影响，遭遇最大的逆转。
中华民国的三十七年间，中国没有了皇帝，袁世凯、孙文、蒋介石以及其他大小军阀妄做皇帝而不得。没有皇帝，政权便无法稳固，因为国号虽然改变了，但中国的观念秩序没有改变，中国的既有的观念秩序仍然呼应着皇帝的诞生，皇帝才是这套观念秩序的“定海神针”。这就是产生毛泽东的文化传统。
德国学者丹尼尔·里斯（Daniel Leese）在《崇拜毛》一书中指出：
毛崇拜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一种枯燥沉闷的正统，通过展现人格化的符号来支持党的领袖以集中大众情感与忠诚；二是同时呈现出的破坏性潜质，即通过“卡里斯马式的动员”将领袖的媒体形象作为动摇党正统统治根基的资源，而这一点与关于共产党专政的性质与稳定性的讨论越发相关。
也就是说，毛泽东亲自操刀打造的个人崇拜，首先强化了共产党的全能统治，其次却又颠覆了党的官僚系统，领袖的个人从表与如同无物之阵的官僚体系之间必然会产生严重冲突，这就为文革的爆发打下了伏笔。
毛批判孔子和儒家，但毛热衷于当人民的导师，其骨子里仍是儒家思维。儒家对人性持乐观评价，将良好统治的希望寄托于贤明君王身上，期待明君带领国家进入太平盛世。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指出，儒家具备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甘愿成为皇帝的依附者：“当一个王朝还能正常运作时，他们便为王朝的君主们披上一件道德外衣，但这将掩盖统治的真实基础。当儒家虚伪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将道德献给皇帝时，他们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
毛泽东当了皇帝还不够，还要将“天地君亲师”中“师”的地位从孔子那儿夺走。五四激进知识分子用文章未能打倒的“孔家店”，被毛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轻轻推倒。孔子不再是万世师表，毛才是“伟大的导师”。毛的“四个伟大”的提法，虽然此前陈伯达和康生已提出，但正式出笼却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林彪题词的手迹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下面：“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伟大的导师这个称谓排在第一，这个次序是不能改变的。古代的皇帝不敢篡夺孔子的导师身份，毛是第一个兼有导师（祭师）身份的皇帝。
毛泽东是皇帝和导师，是偶像崇拜的焦点，文革中诸如“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崇拜仪式的兴起，可以归入政治宗教的维度——毛发明了一种古今结合的现代政治宗教。美国学者埃米利奥·金泰尔（Emilio Gentile）将政治宗教界定为“一种通过把世俗实体神化为神话，把某种意识形态、某种运动或某种政治统治奉为神明的宗教形式，标榜其作为人类尘世存在的意义与终极目标的重要的、无可置疑的来源”。在中国，对毛的崇拜取代了先前的一切忠诚与信念体系，毛的革命信誉和大量的媒体报道使得毛在公共话语中被神圣化了。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
中共官方的宣传机器直到今天还在塑造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实际上毛泽东是余英时所说的“打天下的光棍”。毛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此“下层社会”并非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即社会边缘的人物。毛确实好读书，学者周有光曾到过毛的书房，一眼看出门道：毛的藏书全都是平放的线装书，而稍有竖方的西方著作（包括马列著作）。毛最喜欢读的是“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毛在文章中引用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毛的“史学”最初也是从蔡东藩所编著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入门的。一九三六年在延安，他曾特别打电报给特务头子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
毛以朝堂为江湖，以共产党为会党。研究毛读什么书，就能破除其个人崇拜。学者钱理群指出：“毛泽东本人，从小的反抗思想资源之一是《水浒传》，江湖社会对他有吸引力，可见他是有流氓气息的。”那些帮助毛泽东打天下的元帅和将军，多半属于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痞子阶层”。在毛的鼓动之下，“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革命先锋。毛总结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当时，地位比毛高的陈独秀与李维汉觉得此类表述不符合马列主义，建议毛删去。后来，中共出版毛选时，对该文做了大量删改。
在毛的同代人中，对其性格、为人及统治术了解最为深刻者，是历史学家傅斯年。傅斯年早在三十年代便在理论层面对中共的权力运作方式作出深入分析：“阶级斗争”是中共掩盖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一，中国人恨西方人；二，穷人恨富人；三，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四，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五，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六，农村人恨城市人；七，子女恨父母；八，年青人恨长辈。傅斯年留洋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中共的“阶级斗争”就是把人的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如果说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爱，那么共产党的核心价值就是恨。
一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议会成员访问延安，傅和毛在北大是旧识，毛对傅很热情，他们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发现毛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得出结论：毛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读什么书，成为什么样的人。每当即将开始新一轮政治斗争之时，毛推荐给身边高级官员阅读的，不是马列经典，而是中国古典的小说和史籍。文革后期，毛让上海写作组标注若干古籍的“大字本”，并指定篇目给身边的心腹阅读，如让林彪看《三国志·郭嘉传》、让许世友看《清史稿·张勋传》、让姚文元看《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让江青看《后汉书·李固传》、让王洪文看《后汉书·刘盆子传》等。文革史学者李逊指出：“这些古书是毛泽东内心深处的帝王权术话语，毛泽东以推荐古书的方式旁敲侧击让对方领会。”《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也是毛开给高级官员的“必读书目”。
个人崇拜从来没有离开中国
在井冈山时代，毛以梁山泊的“山大王”晁盖自居。到了延安之后，就俨然有小朝廷的气象了。女作家丁玲常常到毛的窑洞中聊天。有一次毛泽东突然问：“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丁玲知道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丁玲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毛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弄完了这个，毛突然又说：“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丁玲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丁玲后来说：“这尽管是玩笑，但也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对此，学者康正果指出：
“布尔什维克的洋词汇仅为其堂皇的表面，所包装的内核则来自粗野黑恶的本土资源。毛泽东从小熟读《水浒传》，书中的‘小说教’——好汉主义——对他影响至深。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一经毛诠释，就统统被导向草莽江湖上血腥报复的暴行。”
从个人的语言风格来看，毛在任何场合都敢于讲最粗俗下流的话，甚至是充满色情意味和性暗示的、严重羞辱女性的言论。首先，这是为了吸引“痞子阶层”，毛的文章和讲话使用这个阶层喜欢的粗鄙语言，让这个群体认为毛是他们的“自己人”，进而完全信任和崇拜毛。其次，毛故意以此刺激和打击菁英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让知识分子放弃此前接受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文雅的表达方式，接受毛的语言，彻底向毛屈服和投降。
个人崇拜从来没有离开中国，中国人没有崇拜的偶像就活不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我并不同意为本书作序的学者唐少杰的看法：“崇拜毛泽东作为某种反宗教的准宗教，其运行、嬗变、结局比起人类史上已有的其他全部崇拜，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崇拜毛泽东的活动及其形式比起其他任何崇拜，失败得更加彻底，异化得更加全面，破碎得更加惨重！”唐少杰对中国表面上的进步过于乐观了——君不见，毛泽东像仍然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摇滚歌星崔健说，“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们都还是同一代人”；君不见，北京天安门一侧的毛主席纪念堂门口每天络绎不绝地有排队入内参观的人群；君不见，很多出租车和私家车的车内后视镜旁边挂着小小的毛泽东像、用以保佑出入平安？你可以想象在德国出现类似的、民俗化的崇拜希特勒的形式吗？
在本书的序言中，里斯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个人崇拜可能会在中国卷土重来，习近平再一次有意识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这种形象在视觉上和言辞上都足以被称为来自中央所精心策划的领袖崇拜。曾经在文革中充当毛的笔杆子的戚本禹在去世前特别寄望于习近平成为第二个毛泽东，“哪怕做不到毛泽东，能赶超普京也行”。
而中国的政治事件演进得比外国学者的预测更快——本书出版后三年不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就已铺天盖地,习近平的画像挂在了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庙中供人们顶礼膜拜。这表明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其民情与国民性跟毛时代相比并未发生质变,就如同清末虽然搞了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却仍然发生义和团拳乱。习近平即便不打算追随毛的以文革来摧毁既有秩序的革命模式,也在刻意培植领袖崇拜的氛围,使之成为团结党和群众的"工具"——习反复强调"不得妄议中央"及"定于一尊"。作为暴君,习近平的"成色"远不如毛,但形塑毛的党的宣传机器数十年不变,在网络时代,网络巨头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亦加入其中,使之升级换代、威力翻倍,故称之为"数位极权主义"。
习近平:以毛为师,以神自居
二零一五年，中国最后一号禁书令，是查禁清华大学教授、历史学者秦晖的《走向帝制》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官方规定的“宪法日”（十二月四日）。其实，书中的大部分文章，此前数年都在中国国内媒体公开发表过，谈论的是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历史，对中共当下的统治并不构成直接威胁。这样一本学术著作，为什么仍然被禁呢？
原因很简单：习近平要“走向帝制”，岂能容知识分子宣扬“走出帝制”？针对该书被禁事件，有评论文章分析说：“作为读者，我们隐约可以猜测到：可能正是由于作者将周朝灭亡之后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仍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中国是帝制社会，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却又是最高国家机密。
中国可以表面上复制西方的议会制度，制订纸面上的宪法，却不明白议会制度和宪法背后价值和宗教信仰的支撑，只移植树苗，却不知道树苗赖以成长的土壤更加重要。所以，从清帝国末期颁布宪法以来，中国拥有宪法已经一百多年，但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宪政。
宪法对独裁者而言，只是一纸空文，想改就改。习近平修改宪法、废除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在全国人大几乎得到全票通过。这是对宪法最大的羞辱，这也再次显示全国人大根本不具备合法性，不是最高立法机构，而是习近平的橡皮图章。
习近平的思想资源大都来自于毛，他的青年时代在毛的统治下，虽然其家庭是毛的暴政的受害者，但他却以毛为师。二零二零年四月，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刚刚缓和，习近平即赴陕西考察，在西安交通大学两度提道“西迁精神”与毛泽东五十年前所作的批示枫桥经验。习近平在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向师生发表讲话说：“大的历史进步都是在一些重大的灾难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在艰难困苦中历练、成长起来的。”一九五五年，中共将民国时代美国帮助建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大部迁往西安，这是六零年代“三线建设”的前奏，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反噬，也是传统中国对西化中国的侵蚀。而所谓的“枫桥经验”，指的是上世纪六零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提出的一套“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一九六三年毛泽东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由此“枫桥经验”成为毛泽东时代政法领域内“群众路线”的一个楷模。习近平效仿毛的“西迁”政策和“枫桥经验”，意味着习已经意识到武汉肺炎之后中国将与西方脱钩，中国的经济中心要西移，中国对内控制还要收紧，要用高科技的监控技术来升级“枫桥经验”，使中国社会成为“网格化”的动物农庄。同时，也表明习近平赞同数年前朱德的孙子、中国鹰牌将领朱成虎的战争宣言：一旦中美发生战争，“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另一方面，习近平的统治术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幽暗的部分。习近平常常引用《商君书》等法家经典及《孙子兵法》，二零二零年四月七日，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网推出《习近平战「疫」兵法》系列文章，文章称：“从‘遭遇战’到‘阻击战’，从‘重中之重’到‘人民战争’，从‘头等大事’到‘全面胜利’……观势、谋局、落子，总书记在亲自指挥这场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很多对策、措施与中国古代兵家思想高度契合。”这五篇文章通过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等语句概括、分析习近平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措施。文章提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将习近平的部署这样与古代兵法联系起来：“从疫情之初果断‘封城’，到以‘中国速度’同时间赛跑，再到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指挥这场战‘疫’的各个阶段，每每以见叶知秋的眼光和大国领袖的担当因时因势果断作出决策部署，为这场人民战争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成为‘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生动示范。”系列文章也明确指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制度优势正是我国的最大优势，也是战胜疫情的最可靠保证”。
习近平将武汉肺炎当着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典型的将丧事当做喜事办。既然中国拥有制度优势，既然在国内顺利实现“定于一尊”（中国街头的标语已经出现“党和政府就是天”的字眼），那么下一步就是 “一带一路”的第二阶段——输出“制度优势”。习近平自信满满地声称，他输出的不是革命，而是“制度优势”。习近平不仅不接受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观念秩序，反倒要用“秦始皇加希特勒”的共产党中国的观念秩序来取而代之。这将是一战、二战、冷战和反恐战争以来，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观念秩序面临的第四次挑战，也是最为严峻的挑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