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引申出的逻辑结果自然把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对立群体。因为汉族不会要分裂，也不信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汉人则是“反分裂”的群众基础。汉人在民族问题上支持当局，连新疆建设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的农工，平时受尽贪官欺压，镇压当地民族时也摩拳擦掌地主动请战。当地民族则最终真会被推到敌对一方，不仅与政权敌对，还视汉民族为敌。
民族问题变成种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最危险的变化。如果是政治压迫，只要政治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还可以一起建设新的共同体。而若认为压迫是来自汉民族，政治的改变就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能解除压迫。其实这才是新疆的主要危险。
如毛泽东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分裂主义不是无中生有。你把人家当做敌人，人家想跟你分裂又有什么错？新疆当局对当地民族的镇压政策被概括为——“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进一步则发展到“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与北京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脉相承。但是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时，说明还有通过互动解决问题的愿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所有萌芽都被消灭时，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他的后人没有领会。“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的恶霸行径成为政权指令，充分展示了当权者的蛮横与无知。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在新疆却会政治化，导致普通小案搞成分裂大案，善良百姓被逼成“恐怖分子”。这种动辄置人死地的做法可以震慑一时，却不会解决矛盾，反而日益积累仇恨，早晚被无法预料的缘由引发，毫无萌芽地长成恐怖之树——如2009年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当局在新疆的另一手是发展经济，期望通过提高生活水平让民族分裂失去市场，以世俗化消减宗教影响。这些年无论从公布的数字还是实地观察，都能感受到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新疆的民族问题没有因此变小。这种思路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而是政治，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还在不断加强政治高压，经济发展成为南辕北辙。
北京也许真心希望缩小当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然而汉人掌控大部分权力、经济和知识的资源，在任何新机遇到来时都能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经济自身的规律也有作用。市场追求利润和效率，而非公正和平等，既然新疆经济必须绑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上，汉人必然比当地民族占有优势。仅熟练使用汉语就成为当地民族就业和发展的首要障碍。新疆各个领域的高层位置大部分由汉人占据。当地民族只是被当局的鼓吹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
市场经济一旦有了民族区分，不但不会消解民族矛盾，反而制造更多冲突。如果说过去的民族问题还是主要针对历史和宏观议题，与百姓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今天的经济差距却清楚地摆在每个普通人眼前，充满现实生活的细节，民族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与每人息息相关，激发更广更深的民族情绪。
中共执政造成的人文传承断裂，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新生代官僚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强大蔑视弱小，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镇压。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深入到文化、历史、信仰、哲学等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单调暴戾，愚蠢且自以为是。处理民族问题需要精致的人文灵魂才能找到正确之道。仅从这一点看，中国民族问题走入死胡同是必然，也看不到出路，因为人文精神的复兴绝非能召之即来。
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新疆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正在等待中国自身出现动荡。最可能的时机是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那是一个中国没过但是必须过的坎儿。专制权力越是抗拒主动转型，未来的转型就越可能以突变方式降临，导致其他危机同时爆发，国家控制力大幅衰落，成为分裂的最佳时机。而种族敌意在大众层面的普及，最易形成暴力，那时冲突的暴烈程度将难以想象，冤冤相报的循环也看不到终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