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揭露文革真相的澳大利亚汉学家李克曼(余英时)

悼念一位刚刚故去的汉学家,不但有名而且跟我很熟悉。他的死在《纽约时报》有很大篇幅的报道,他曾经是澳前总理陆克文的老师,陆克文会说流利的中国话,就是他教出来的,而且他的影响非常大。

他的中文名字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李克曼实际上是比利时人,他很早就对中国有兴趣。他大概是1936年出生,所以在1955年,那时候中共刚成立不久还没有发生反右等很坏的事情,虽然思想控制已经很紧张,外面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就是1955年李克曼跟一群比利时同学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相当隆重的招待,最后连周恩来都出面跟他们谈话,他一见中国就爱上,但爱上中国不是因为政治,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喜欢中国的建筑,喜欢中国画。他的爱好是非常真诚的,而且越来越深,所以他不但要学中文,还要多读中国书。可是在1955年的时候在中国做研究、做学生不大容易,还有种种限制。所以他就到台湾去学中文。学了好多年,学了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后来还娶了一位夫人也是他在台湾时期的同学。

李克曼一直对中国有一种向往。那个时候从1949以后我们都知道西方的汉学家研究中国的人都接受了一个浪漫主义的看法。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是个伟大的革命。毛泽东想重新改造中国,也是非常伟大的。他能发动所有人民来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尽管那个时候中共已经打了韩战,可是在一般大学里面的先生跟学生不但是欧洲而且尤其是美国,这是我亲自经历的都对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浪漫的幻想。他们并不是倾慕共产党的大权势,而是理想主义者。所以西方理想主义者大部分都向往中国。而且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不得了的,翻天覆地的,改造中国的新的历史的开始,也就是中国天堂在那个时候开始建立了。

可是我们知道李克曼在50年代甚至于60年代都还对中国有一些很好的美好的想法,可是也观察到中国也慢慢走上了可怕的道路。第一个使他惊异不止的就是大跃进。这个大跃进三年之内死的人之多是不可想象的。不过这还没有看到暴力。只是看到人的死亡,而这个死亡在中共的宣传中就是因为天灾,气候不好,农业发展不了,而事实上是毛泽东的政策造成的。这个还在其次,最可怕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这个时候李克曼就彻底地失望。因为他在北京到处想找中国的城墙,最后城墙找不到。只看到故宫之类的建筑,但北京还有许多庙还有许多城门还是很好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都开始摧毁了。

这种彻底的失望最后就导致他写了全世界最有名的的一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的就是《毛主席的新衣》。我们知道西方有《皇帝的新衣》。那时候他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字,所以他用的是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实际上更加流传在西方,叫西蒙莱斯,这个西蒙莱斯这个名字一直在运用。甚至在翻译中国论语的时候他也用这个名字,没有用李克曼,但是在写他的艺术史的时候用李克曼,所以这个李克曼是有两面的,一面是写真正的中国文化写艺术史的学者,而且是非常成功的,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是在学术方面;李克曼在政治评论方面他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西方浪漫的汉学家都是歌颂中国是新的天堂,只有他一个人实际在中国进进出出很多年所以他非常愤怒,他感觉中国不但摧毁了中国文化,而且也把近百年来的传到中国的西方文化也一笔勾销了。

在中国叫封建,西方叫资产阶级,在这两个名号之下文革摧毁的东西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用暴力对付老师,对付学者更使他看得心惊肉跳。所以他最后在1974年用法文写了一本他的名著《中国的阴影》。这个中国阴影他全面观察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影响。这本书我跟他在香港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比如我说共产党是中国过去的帝王,除了秦始皇以外第二位就是明太祖。我举了许多例证来证明这件事情,当时在香港的《明报》月刊上面发表,很受重视。他也看到这篇文章,所以特别找我。这样我们才认识。先后又谈了几次都彼此印证,因为他可以告诉我实际情况,我可以告诉他怎么跟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专制皇帝的所作所为连系起来,这样可以认识毛泽东,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好像真的是天神下凡来救中国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谈得非常投机。这样就建立了我们的友谊。

(根据作者8月20日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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