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延海先生，我看到中国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国在艾滋病、病毒性肝炎各方面重大传染病防治取得专项成果并非常显著。其中它谈到艾滋病的时候说成人艾滋病一线治疗方案付诸实施，副作用显著降低，费用仅为进口药物方案的1/12,那这个就是它讲的专项成果的一个例子是吧。”
万延海：“对。其实这样的一个专项成果实际上是很可笑的，因为中国03年开始使用一线治疗药物的时候基本上使一些仿制药物。当时这个仿制药物也没有做临床实验，直接在病人身上使用，出现了大规模的毒副作用。当时的毒副作用是60%。”
记者：“现在他说毒副作用显著降低了？。”
万延海：“03年的那个情况，60%的毒副作用跟现在来讲是显著降低了。所以讲，这样讲这样一个科研成果的表述实际上是非常糟糕的。”
记者：“中国也有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的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艾滋病上升的势头得到了充分的遏制。而且实现了2010年底之前将感染者控制到150万人的目标。它已经实现了。”
万延海：“所以这就是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谈科学的成果实际上都是一些习惯于撒谎，在替政府说谎话。中国艾滋病的流行，在各个地区不同的人群当中感染率都很高了。比如说在四川的梁山普通人口当中艾滋病感染率已经超过10%。中国的艾滋病感染人数早就远远超过150万的人数。”
记者：“总的来说，您怎么看待中国关于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科学研究呢？”
万延海：“我觉得这些研究基本上来讲都是一些医疗部门的科学权威，一些中央单位来把持科研的经费。然后他们的研究也很狭隘。主要是在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包括像疫苗的研究、检测试剂的研究、流行病学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当然是很重要的。但作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建立整个国家的基于人口的一些疾病的和行为监测的一些数据，应该基于整个国家的疾病报告的一个系统，而不是几个大牌的科学家天天拿着科研经费去做各种现场调研，然后发表很漂亮的文章。对实际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干预很少。”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在重视关于艾滋病方面的医学方面的研究以外，也应该重视跟社会、法律、人权、政策这方面的研究，那这两方面是应该由不同的人来做吧？”
万延海：“问题是这样，国家艾滋病中心它主要的科研基本上来讲中国艾滋病防治的经费不仅仅是防治的经费科研的经费都在中国国家疾控中心的掌控下面。大量的经费从中央到地方都用在各种各样的科研、调研、一些数据的监测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真正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这种教育干预活动和一些对人的行为、对人的心理状态、对政策和法律、人权方面的研究几乎很少。”
记者：“为什么说这方面也很重要呢？”
万延海：“艾滋病它还不是一个有疫苗可以预防，也不是一个有药物可以根治的一个风险性很大，致死性很强的一个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的预防对艾滋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对疾病传播有关的人的行为或者说跟人的疾病有关的心理方面的健康的问题进行研究的话，比如说像在男同性恋的群体、在性工作人员当中，这些疾病的流行都是非常严峻的。”
记者：“那这个方面是不是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
万延海：“社会科学方面的。但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当卫生部在起草国家艾滋病防治的法律政策的时候，出台的国家政策，关于艾滋病的科学研究主要是艾滋病的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医药的研究。但是很少缺乏对于人的行为、对于公共政策、对于精神卫生、对人怎麽样来做人的教育、行为的多样化，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些研究很少。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产生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数据也是很少的。”
记者：“这方面的研究怎么样加强呢？”
万延海：“需要有多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就是国家的科研基金应该向社会科学家开放，应该鼓励心理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护理人员、法律人员来参与艾滋病的多方面学术的研究。这样才能丰富艾滋病科学方面的研究，为政策提供依据。”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