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大一博士介绍，河南因为卖血感染的艾滋疫情在1990年代爆发，1995年、96年达到高峰。1995年中国政府已经知道这是个问题。而全世界几年以后才知道。中国制定了政策，不许卖血。
何大一：“但是我们根据出现艾滋病的案例分析，发现河南、湖北、安徽等地，2000年仍在卖血。发现问题时，病情已经发展了，治疗的比较晚，所以有多少人已默默地死去，没有人能知道。”
何大一介绍，中国农村卖血的人群中，妇女超过男性，也有儿童卖血。而妇女感染之后，传给婴儿的机率是30-40%。 儿童病情发展更快，几年就会死亡。欧美目前使用的药物，能够使婴儿被感染的机率下降到15-20%。 而纽约更下降到2%。
中国目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行事，何大一希望说服中国领导人，提高这一标准，但没有奏效。他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按照非洲的情况制定的，依照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和发展，不应该只和非洲看齐。 他曾经希望在河南推广防止母婴传染的项目。
何大一：“防止母亲艾滋病传染给婴儿的项目在河南没有能够做下去，因为政府不支持。”
他感到河南是一个封闭的省份，加上政治因素，因为曾经鼓励卖血的领导进入了国务院。他们与湖北和云南政府有一定合作，带去技术、工作方法和资金。
何大一：“领导人很重要，领导认为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解决，这种态度就决定了结果。因为他们有权力，有资金。”
中国艾滋病的另一个人群是沿海和西南地区的吸毒者和同性恋。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同性恋者以每年20%的速度在增加。
SARS病(中国大陆叫非典)爆发，突显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缺失。此后中国政府给科研机构大量拨款，用于研发。但社会保障和服务资金不足。
何大一:"中国没有那么多对艾滋病进行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去接纳这些资金。反而在需要资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方面仍然缺乏,没有给孤儿,没有给照顾艾滋病人的机构。
孤儿除了获得免学费的优待,一年只有一百元的补助。"
他说，中国也可以向巴西那样，制造美国研制的新药，而不付专利费用，因为国内的病人急需。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讲起知识产权问题，要和国际接轨，所以不做。 会上有人提出中国的非政府机构的努力，何大一说，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基本都是政府领导的，使这个词变得很滑稽。主要是因为政府不信任民间机构。而云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防治艾滋病活动的成功是因为其创办人与政府领导是朋友，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