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学杂志》这篇文章的题目大致可译为:“中国精神病院在窒息异议方面助纣为虐”。文章从河南东王村农民徐林东的悲惨案例谈起,指出:精神病院长期以来在中国被用作政治压制的手段。神志清醒的徐林东因试图替遭地方官员虐待的邻居打抱不平而被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六年;其间,他被迫服用精神病药,遭电击54次。文章很大篇幅是对非政府组织“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的访谈。刘飞跃星期一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时也表示,“民生观察”收录了不少此类案例:
“在我们深入的案例里面应该说典型的案例比较多,你象我们最近搜集到的黑龙江一个叫邢世库的,他是哈尔滨印刷二厂的职工,由于工资、工作的一些问题然后被企业开除了。他上访最后被关进去。到现在关了有三、四年的时间。他的妻子在外面上访,但是一直都没释放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湖北武汉的胡国红,他原来是一个工人,就是因为车间跟班组组长发生冲突,然后被打伤,然后出现一些问题,他上访,上访以后就被说成他有精神病,他人还很年轻。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什么两会呀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然后所谓这个敏感时期一结束又把他放出来,他的精神病就好了。”
刘飞跃说,对于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受害者,有些医务人员表现出良心未泯,但多数人成了警方帮凶:
“一些医院,包括医生、包括护士良心未泯。像一些受害者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去了以后,医生和护士也知道他没有精神病,所以有些案例医生、护士不让这些受害者吃药,不强迫他吃药,但是更主要的,更主流的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医院迫于政府的压力或者说迫于警方的压力,要按政府、按警方的意思,要让这些正常的访民强迫他吃药。
这位维权人士表示,把一个没有精神疾患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往往对受害者及其亲属造成极大伤害:
“当一个家庭里面出现这样一个受害者的时候对家庭的伤害非常大。首先,一个人关进去以后当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不完整了,家庭的生活呀,小孩的照顾影响都很大。当然最主要的是一般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丈夫或者妻子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们家人在社会上的压力、影响非常大。所以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还是非常严重的。他往往像这些访民包括一些异议人士,他们被送进精神病院,戴上精神病人的这个帽子以后,他往往这个帽子摘不掉,因此社会上对他有很多歧视。”
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李和平律师说,在当局眼中,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是打压手段之一:
“这里面并不是把所有的人都送进精神病院。它就是对这些人的处理原来不是好像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叫‘劳教一批,审判一批,鉴定一批’。鉴定一批就是鉴定他有精神病,处理的三种方式。这个情况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固有的这是这个体制相伴生的。”
李律师说,在中国,“被强行收治”人员的数目属于国家机密:
“中国被关精神病院的,就是受到精神病强制收治的这个领域,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客观的数据,这个数据即使有的话也是官方的,也是被视为国家机密的。民间肯定是不了解,肯定是不知道这个具体数字是多少。肯定有这种现象。具体有多少人,非常准确的数字,我估计是很说不清楚的,但是就是说从我们接触的上访者里面有不少人被关过精神病院。甚少就是在我认识的上访者被关精神病院的这些上访者出来了,从精神病院出来了,我们感觉到他是好的。例如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王静梅,杨佳的母亲,就这样的人他都可以说你是精神病,你说怎么办?还有就是通州的有一个和胡佳关系不错的有一个人也是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就我们知道的这个名字就有不少人。”
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表示,民生观察已经发出呼吁信,呼吁人们向精神迫害作斗争。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