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延海先生中国卫生部门公布了全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总数的最新统计数字总数将进43万人。您怎么看这个数字呢？”
万延海先生：“这个数字是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之后到今年的九月底全国报告给文生部累计的案例。它是一个一个审理的案例累加起来的。包括过去死亡的一些感染者。这个数字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的情况。因为人们不了解艾滋病疾病的重要性。另外一个是担心自己的身份不敢去医院做检查。所以实际上在人群中感染疾病但自己并不知道。那么政府报告的数字也没有显示出来的感染者应该很多了。”
记者：“以前我也听说过一些专家估计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恐怕有上百万，为什么官方公布的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案例这之间差这么大呢？”
万延海先生：“卫生部公布的43万是累计统计的数字。一般医学专家会给人群中感染艾滋病及流行病的情况做一个估算。比如按照1：5的比例，发现一个感染者按照五个感染者数字来预估人群当中所有的感染人，包括自己感染到自己还不知道的人。但中国的情况可能要严重得多。中国报告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群中没有检测到不知道自己感染的人比例要严重得多。这有很多的原因。一个是艾滋病在中国是长期被政治化，被妖魔化，被看作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艾滋病的检测在中国不是匿名的。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检测是使用实名制。所以如果你到医院去检测被发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话，医疗系统会纪录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住址信息，并且可能会通知你的家庭成员。这样的话，很多人他即便担心自己有艾滋病，他也可能不去做艾滋病检查。”
记者：“那像您刚才说的匿名艾滋病检测方式，这种方式在其它国家比较普遍吗？”
万延海先生：“一般来讲在世界上在检测方面有不同的制度。一方面使用匿名的检测，那些对自己的隐私有担心的这些人，他们可以在匿名检查中个人得到更好的保护。另外一方面当事人他愿意接受实名检测。实名检测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他的医疗记录更加完整，他在医院看病更加方便。但在实名检测下面隐私保护要规范，医疗记录不能随便的被公安部门知道。医疗记录不能被安全部门用来对病人监控。中国这个方面恰恰是非常糟糕的。 根据政法委相关的一些文件，中国政府正在研究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进行监管。这些方面可能都会影响到人们去查艾滋病的情况。”
记者：“为什么中国一定要用实名的检测方式呢？”
万延海先生：“实名的检测方法实际上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偷懒的方法。中国的这些卫生官员，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如果一个感染者他感染了还不把他给管理起来的话，这个后果怎么办？它还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把人给管理起来、把人给看起来的这样一种想法。如果发现你是个感染者就认为你是一个危险分子，应该在社会的监管下面。它不考虑艾滋病是一个个人的情况，跟隐私有关的一个情况。”
记者：“那实名制的检测方式，涉及到什么样的人权和法律问题呢？”
万延海先生：“这样一个实名的检测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医院看病非得用医疗卡，病人感染的信息输入之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麻烦，比如他到其它医院去看病可能他的感染者身份很快被发现。可能会受到歧视。另外一个方面比如公安部门可能会用感染者的信息可能对人进行监控。在河南地区艾滋病感染每到12月1日前后，政府会把广泛的艾滋病人给看起来不让他们外出。不然就是违反中国的法律了，也违反了侵犯人权的准则。还有其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考公务员、就业遇到一些麻烦。就业会遇到一些歧视。在检测制度方面中国的检测除了没有用匿名的、安全的检测之外，还有我们国民的教育水平是不够的。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检测基本上发现了有三个流行的情况。一个是早期的吸毒人员当中发现感染的情况，现在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吸毒人员的检测基本大部分是检测。后来出现的艾滋病人检测是大规模的人员已经感染死亡。像在河南中原地区，大量的人卖血、输血得病。在已经病危的情况下去做艾滋病检测；第三个艾滋病检测的情况是在男同性恋中发现的。同性恋男性的各种各样的社交团体，在卫生部门的配合支持下进行动员下，所以很多艾滋病人主动去做艾滋病检查，所以卫生部门得到的报告就显示全国的性传播的比例增加了。特别是男同性恋人群当中艾滋病者增加了。相当的程度反映了特定的群体他的动员能力。那么真正的通过全民的教育、大众化的教育，每个人从保护他自己的角度，在意识到自己是危险的情况下主动地去卫生部门去做艾滋病的检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的。”
记者：“所以您说卫生部它报告中提到的这种艾滋病流行的趋势特别是在特定人群中流行的趋势跟它检测的方法也有关系是吧？”
万延海先生：“跟它检测的方法也有关系，因为男同性恋他有一个广泛的社交圈子，通过这个社交圈子就很容易动员这个团体。这样的话，检测出来的数字对男同性恋人群当中的情况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作为全国的数字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可能在广泛的异性恋人群中，可能已经有很多的人被感染。但是一方面是缺乏社会的教育，缺乏艾滋病的这种意识，还有利用社交的圈子去动员他们监测；第三个官方的媒体片面地发布信息，可能人们会认为只要自己不吸毒，不是同性恋，自己得艾滋病的机会很少很少，或者是不可能的。这样可能很多的人已经感染了艾滋病，但他不认为这是和自己有关的问题。所以他不去做检查。”
记者：“从整体上，你觉得中国应该怎么完善艾滋病检测的机制和方法呢？”
万延海先生：“它应该还是依靠全民的教育，首先要依靠学校的教育，还有大众媒体它应该有经常性、公益性的广告，教育活动，跟大家讲清楚艾滋病传播的机率。所以现在很多人除了有恐慌之外，很多人并不在思想上把这个疾病和自己联系在起来，和自己的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现在很多人不会自己主动去做检测。最后一点，如果被发现有艾滋病人感染，人是安全的不会被监控起来；不会在政府的档案里面被记录；不会被公安部…。”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现在加拿大的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