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万延海先生在中国年轻的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情况比较引人关注是吧？”
万延海先生：“对。去年前十个月当中中国的卫生部门报告全国的艾滋病感染数量有１２５２个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在校的大学生。另外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学校学生的隐私保护的问题。要不要通知学校？如果孩子他们还不到１８岁要不要通知监护人？”
记者：“去年前十个月里，全国新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里面有大概五分之一都是学生，主要大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趋势呢？”
万延海先生：“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艾滋病重要的一个途径是通过性生活的传播。年轻人相对处于一个性活跃的时期。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学校里对性的问题还是采取回避的态度。学校里缺乏性的教育，也缺乏对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当学生开始有这种性的意识之后，他缺乏相关健康的信息，缺乏保护自己的知识。另外有很多的特别是同性恋的学生，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他们比一般的学生有很多孤独感。同性恋的学生去寻找同性恋的朋友，寻找心理上的支持的时候，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同性恋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青少年同性恋的学生可能就会去公园、酒吧等娱乐场所去寻找同性恋的人来作为心理上的一种支持。如果年轻人不了解疾病的防控的话，很容易得各种各样的疾病。”
记者：“这种情况下给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带来什么新的挑战？应该怎么样应对这趋势呢？”
万延海先生：“中国艾滋病流行它经历过三个模式。一个是通过注射吸毒人群；还有通告当年的卖血、输血的群体；现在是通过性传播。相对来讲，吸毒人群艾滋病的防控虽然也不是做得很好，但是政府的政策比较单一，比较压制。输血、卖血这部分人主要是在农村地区。政府的政策主要是经济上的一个扶持，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提供医疗和关怀。现在通过性传播的话，它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它影响的人群非常广泛特别是年轻人和青少年。还有一些有严重的隐私上的问题，涉及到社会和家庭里比较的禁忌的话题，比方说孩子性的事情，同性恋的事情。这样年轻人知道自己感染上了疾病可能就会很恐惧不敢跟家里人说，也不敢和学校说。这样的话，他在社会里缺乏一个支持的系统。最近出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情况，一些学生和年轻人的团体，他们知道有人感染上艾滋病出现困难的时候，他们在网络微博是发起呼吁和其他人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募集一些资金去为这些孩子提供帮助。”
记者：“看这些资料里说这些中国新感染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当中学生主要是指２０——２５岁之间的年轻人，甚至也有比较小的还有１５岁的。”
万延海先生：“对，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女学生的情况相对来讲发现的男学生比较多一点。”
记者：“像这样年龄比较小的十几岁的这种情况，告知的方面应该怎么做呢？”
万延海先生：“这个很难，一方面医务部门需要告知孩子的监护人——父母；另外，如果告知父母之后孩子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比如自杀、离家出走的问题。”
记者：“包括所有这些感染艾滋病的年轻学生就要面临心理上、经济上、看病的问题。”
万延海先生：“这在西方，在香港、台湾可能过去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成年人。这时候有一些艾滋病的关怀团体建临时性的旅店这种计划，让这些人来这里居住。那么提供一些医药和生活上的帮助。但现在中国社会这方面还是很缺乏的。当一个人因为艾滋病的问题变得无家可归，被家庭拒绝之后，可能会面临没地方去的问题。”
记者：“中国在这方面就是民间的关怀、救助啊这样的民间组织比较少。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也跟它的政治体制有关系？”
万延海先生：“有关系。因为整体上来讲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得比较困难。首先一点就是民间组织没办法注册。另一方面民间组织缺乏资金的来源，政府很少给民间组织支援；另外民间组织缺乏独立的募集资金的能力。政府是允许政府批准的基金会在公众里面去募集资金。”
记者：“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说中国有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的这种自由的话，这方面的关怀就会多些。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与中国艾滋病防治教育专家、现在加拿大的万延海先生进行的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