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在德国进行访问交流的流亡美国的著名诗人、出版家贝岭先生，最近在德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交流中，谈到北京政府最近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几近蛮横，然而对于这种关起门来肆无忌惮的做法，最后他们还是要为之买单，付出代价。对于他的这种看法，在记者采访贝岭先生的时候，他说，“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共政府加高了打压对异议分子，和整个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活动。我个人身上显示的是，我在十一月四号在从德国法兰克福经过北京去台北的时候，在北京机场被他们拘留，然后在两个小时后被遣返回法兰克福。就是他们拒绝我经过北京前往台湾。这一事件事实上就是目前这一系列的中国的政治高压，和对于异议份子、独立的文化人，艺术家的打压的整个事件的一部分。”
贝岭先生说，对于在北京国安造成他的腰椎受伤，以及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乘中国民航正常转机去台北，他已经诉诸法律，同时这也让国际社会，台湾社会看到中共政府是一个不可信任的政府。对于他回到法兰克福后重新买票直接飞到台北后，贝岭先生介绍说，“那么我到台北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在十二月在台北举行的第三十届世界诗人大会，本来我是作为会议主办方之一的斯洛伐克的诗人、也是世界诗人大会的副主席米兰先生，以及台湾的创世纪诗社的创办人，他们邀请我参加大会。那么在这个与会之前，他们收到了世界诗人大会台湾主办方的要求，在中国方面的压力下，他们请我不要与会，这个情况和一年前我在法兰克福书展遇到的情况非常类似。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就没有去参加世界诗人大会。”
贝岭先生说，本来中国是想利用世界诗人大会扩展他们的所谓影响，但是最后让人们看到，蛮横的人其实是最胆小的人。“后来当我被他们谢绝与会的事情被台湾媒体做了广泛报道后，第三十届世界诗人大会的台湾主办方发表了声明，说他们已经收到中国代表团的决定，中国诗人代表团不及、不克参加会议。那么这二十人的中国诗人代表团在公众的心目中是缺席的。但是在缺席过程中，我们又得到消息，说事实上中国诗人代表团的一部分人秘密地还是参加了会议。他们之所以发布这个消息，在我看来还是他们心里害怕。所有这些东西让我感觉都是在暗箱中操作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天溢由德国发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