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月红投书英国《自然》杂志一事曝光后，有人赞扬她“勇气可嘉、直面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困境”，但中国“科学网”上已有20多篇学者的博客和几百条网友评论对她表示不满。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张月红投书英国《自然》杂志一事，学术界自有公论，但有一点似乎无可否认：中国学术界存在抄袭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
旅美学者谢选骏表示，抄袭戕害了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具有破坏性。 他说，要克服抄袭问题，学人必须首先在观念上与国际接轨：
“首先是破坏一个社会的创造能力，因为确实影响中国社会的创新能力了，所以中国人不重视创造力和这个有关系。现在中国就缺乏创造力嘛。这个盗版危害性很严重，它破坏社会的创新能力。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中国现在社会中就只有国际化，根据国际上的标准来，不要自己搞一套说这是我中国的标准。在国际上算是盗版，到我这儿不算盗版。这样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谢选骏从政治制度和产权观念等角度分析了抄袭现象的根源：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这个制度造成的。由于各个学术单位、大学基本上都是外行在领导内行。党委书记一般都是外行。他不太懂业务。校长和行政官员、最高行政官员也不是学术上最顶尖的。这么以来就是人事权力远远大于学术的权力。很多发表论文的时候他是看关系来发表的。他不是看学术的质量来发表，这是一个最近的原因。比较远的原因就是跟中国在这方面不够现代化有关系。因为在古代它不是很讲究这个版权和专利权的，私有观念没有那么发达嘛。一个话叫做‘千古文章一大抄’ 。它是允许做一些抄袭的。但现在在西方私有观念发展得比较深入了，所以它禁止这种东西。它是认为这种所谓抄袭现象破坏社会的技术中心和学术中心的，所以它加以禁止，用法律加以禁止。在美国、在国际上你这个抄袭法律上有规定。碰到这个线就是犯法了，人家就可以告你。在中国没有这种制度，观念也不深入人心。你比方我听人说耐克的鞋它勾（形）的那个标志几百万美元。就这么打一个勾（形）这个设计权几百万美元。在中国好像你打个勾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也会打。别人发明出来以后，他就说风凉话了，我也会。你这个书，你这个思想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是啊，人家说出来了以后，发明以后你也会，你是剽窃！”
美中科技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谢家叶博士不约而同地指出，外行领导内行现象违背了学术科研的客观规律，八股文的写作传统削弱了中国人的求新意识：
“在管理科学研究方面还是有些外行领导内行的这种现象。科学我们应该让它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去发展。创新也不是你成天放在嘴巴上你就创新得出来的。这个东西不能搞大跃进。你像美国人从来不在嘴巴上面大叫大喊，他不是创造了很多出来了吗？创新要做出来的，不是叫出来的。也不是由很多行政官员为了政绩他就成天在那儿（喊）创新创新。你这么越创越麻烦了。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跟大跃进一样，你上面拼命拼命叫，我们要怎么样，下面就虚报产量上来了。大段大段地剽窃原作者的观点。原作者的观点他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观点。但是我就全部把它照搬过来放到我的论文里面，那么就算是我的观点，或者是我的发明、我的创造。古时候因为没有这个规定，也没有抄袭这个概念。八股文你弄过来，我弄过去，相同的无所谓。古时候也没有什么法律职责，也没有什么社会制度，也没有这种学术制度。所以就无所谓。毛主席是因为没人敢讲他，他抄很多唐诗，比如说‘雄鸡一唱天下白’人家唐诗里面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就把两个字倒一下序就变成自己的了。但谁敢说他呢？”
中国当下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建设创新型社会。谢家叶表示，这口号是好的，但是片面要求创新、以能否在一流刊物发表文章作为衡量学术成果的最高标准，有时失之偏颇：
“片面地要求出文章。片面地要求创新作为考核成绩，你一定要在一流杂志上面要发表多少文章、二流杂志上面要发表多少文章，但是有时候可能在这段时间没有学术成绩了，但不代表你下一个时段里就没有学术成绩了。有时候也不能完全以这个来定标准。想到这个情况也联想到在《科学》杂志上不久前发表的另外一个文章。清华的施一公和北大饶毅教授，两位都是很有名的教授，一个是清华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一个是北大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他们也发表了文章批评中国的科研制度，也讲到了片面地要求创新。然后在科学资金的资源分配上面也存在着问题。有很多人可能成天做不下去，因为他必须要跑来跑去去拉钱。”
据报道，美国科学院院士萨佩在给张月红的电子邮件中表示，“目前的争议对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是一件好事”，他呼吁中国关注学术腐败问题。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