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专访丁子霖

丁子霖,一位不曾参与六四,却因独子在六四学运中遭镇压而改变命运的伟大母亲。她所发起组织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以有别于一般民运组织的独特方式呼吁平反六四,赢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尊重。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对于近来广受讨论的各种和解方案,丁子霖表示十年前也有海外民运人士要她签署一份文件,呼吁以宽容面对六四事件,当时她曾不客气地拒绝了。

六四二十周年视频系列:专访丁子霖(RFA特约记者唯思/本新闻资料影片由台湾前环球电视台提供谨此致谢)

丁子霖:我说当局不认错不公布真相,这就谈宽容,谁宽容谁啊?你让当局来宽容我吗?他杀了人不认错,还要继续迫害我们,受到比现在更严格的控制,叫我们去和解,叫我们去宽容他,那不是成了丑化和解?这叫剃头担子一头热。

丁子霖表示,经过了多年的思索和调整后,受难者家属们在零六年提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可以打破僵局的六字方案,即“真相,赔偿,问责”。因此,她对于戴晴近日提出的和解方案,持比较正面的看法。而针对所谓的真相,她也直言除了加害者的真相,学生的真相也必须公开。

丁子霖:我们也在不断地累积,调整自己的思路,那为什么不能允许难属以外的人呢?起码她还在关心天安门六四的事情,现在多少人都不关心了。所以有些人骂她,但不要一棍子就把戴晴的方案打回去,你打得人家... ... ,或许还有其他和戴晴有类似想法的人也想提自己的方案,说不定把人家的热情都打走了。我欢迎在二十周年之前之后有更多的体制内外的人都来提解决六四的方案,你提多了,就是逼迫共产党坐在谈判桌上,跟你面对面谈。如果大家都不理了,都去赚钱去了,都去解决金融危机了,都去这个那个了,那共产党不是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丁子霖:确实有的学生护照什么早就预备好了,什么时候预备的?所以我们难属要的真相是所有的真相,到底怎么回事?不是单方面的,不光要邓李杨的真相,戒严部队的真相,还有学生方面的真相。真相如果是堂而皇之的话,有什么不敢见天日的?不是更证明你的正义性吗?我觉得应该拿出来,让老百姓来看,让大家来看。

丁子霖:我觉得广场上的那些学生也不必害怕,我早就这么说了,一个人的罪和过要分清楚。学生是过,他们要勇敢地反思,不管怎么样它不是罪;杀人的罪是共产党,是共产党的元凶邓李杨,而不是学生。学生是过,但是如果你过也不承认,还在那里硬着脖子,那跟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

丁子霖说二十年前儿子走的时候她53岁,现在已经73岁,来日无多了。对于他们难属所提出的三个诉求,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实现的一天。不过,如果真的有幸能看到,她最希望的是把儿子埋葬了,因为他的遗骨现在还放在家里。而埋葬的地点会选在天安门附近,因为当年儿子还没来得及到天安门,就在木樨地被杀了。最后她还希望能仿效国外建大屠杀纪念馆,为所有死难者立碑,因为中国是个太善于遗忘的民族。

丁子霖:他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想到符合他的遗愿。蒋捷连的生命从我们家庭来说,是我和我丈夫唯一的儿子。我这个妈妈不能替他去死,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既然命运做了这样的安排,让他走在我前面,那我只有把他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他爸爸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每做一件事都会扪心自问,这是不是小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愿意去公开指责那些让我失望的年轻人,我也不愿意去公开反驳那些攻击我,污蔑我,造谣的人。

丁子霖:中国是善于遗忘的民族,这个民族是太善于遗忘了。长点记性,让以后的年轻一代不再遭受像我儿子那样的苦难,以后做父母的也不再遭受像我们这样的苦。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发生这样的大屠杀,所以要立这么一个六四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

丁子霖:当这一切都做到了,妳想做什么?我说如果那天我还活着,只想远离人群。如果我还有余生的话,我就想静悄悄地度过我的余生,将来到那个世界去找我儿子去,我不想再和人接触了。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唯思北京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