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非常感谢二位参加我们的讨论。中国官方的《中国日报》引述清华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报告称在2002年到2008年间，中国70至74岁的老年人口中，每十万人中的自杀比例超过了33人。而在1990年代的时候，这个年龄层的老年人口每十万人中的自杀比例是13人。那我想首先请教一下深圳的刘开明博士，您是怎么看待这两个非常悬殊的数字呢？”
刘开明：“我们现在实际上都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权威的、全面的关于老年自杀的数据。现在所有的数据应该大多数都是不全面的一些调查数据。单个领域的一些统计数据。以前报道出来不多，那不等于以前实际不多。而这几年应该说量很大。除了城市之外，农村的量非常的大。”
记者：“《中国日报》的报道说，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还有城市的拆迁行动都是造成中国老年人自杀率上升的原因。我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您对报道中的分析是怎么看的呢？”
夏明教授：“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当然和这个转型有关，如果面对经济的压力，通货膨胀和住房等等的挑战，如果老人有疾病，老人又没有各种医保和社保。显然还有一个自杀的可能就是老人他完全是利他主义，也就是为了子女后代不要给他们拖累进去了，那么选择自杀。”
记者：“说到不断攀升的医疗费用，我想请教一下刘开明博士，现在中国社会老人医保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刘开明：“农村绝大多数是完全没有的了。城市里能够有医保的也非常得少。因为我们从90年代中期就开始国企改革，大量的城市的老人都从国企和集体企业退休、内退、下岗，之后很多的企业都没有为这些员工交保险。另外，有很多非正规就业的城市老人也基本上没有被这种医疗保险铺盖。所以这个比例占城市人口老年人口的至少三分之一。对很多生活水平比较低的、贫穷的这些老人来说，疾病、贫穷都是导致他选择死亡的很大的原因。”
记者：“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子女有义务赡养老人，而现在中国面临的局面却是一对年轻夫妇因为都是一个独生子女要照顾四个老人，我想请教一下在纽约夏明教授，您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的倒金字塔社会结构和中国实行的一胎化政策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
夏明教授：“当然和一胎化政策是有关系的。中国人口的控制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一个灾难。中国现在也逐渐放宽可以有二胎了，我觉得还有其他的因素了，应该可以缓解自杀的趋势。中国传统的家庭里面有好多的东西被当今的政府和社会给抛弃掉了。比如说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西方的慈善事业为什么这么发达？因为跟传统的道德伦理系统和天主教会、基督教的教导是有关的。而这些伦理系统跟中国的儒教、佛教都是相通的。中国目前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了。就是要重建整个中国的道德体系。”
记者：“法新社的报道中也提到了由于中国年轻一代人中有些人受到现代社会方式的影响，另一些老年人感到自己遭到了遗弃。那刚才夏明教授也提到了在中国重建道德，伦理系统的重要性，我想请教一下刘开明博士，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
刘开明：“当然我觉得是非常糟糕的。因为49年之后，我们所做的大量的工作都是摧毁我们传统的价值。78年之后，我们只是在经济领域放开了，所以整个社会都是以物质为导向，以金钱为导向，包括家庭之间都是这样。因为我们传统上非常强调孝。我们现在的社会又抛弃了这样的传统。中国几千年来，实际上都没有一个所谓的社会保障，我们实际上依靠是家庭保障。现在整个社会变形，社会的价值观完全把传统的价值或者说作为家庭核心的伦理给逆反了，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记者：“最后，我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您觉得中国还应该为减少老年人的自杀率做些什么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夏明教授：“一个是社区老人的互助，社区的人能有一个公共空间，大家可以集聚、交流。中国的社区建设和公共住房、公共空间的开发等等，还有老年人自己的社团组织，我觉得都应该得到鼓励和允许而不是去控制；第二个是人文关怀，很多是和面临一个大限忧虑是有关的，而且解决这个大限的忧虑整个中国的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基本上是由宗教体系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宗教的这些机构和组织介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缺失。”
记者：“刘开明博士，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刘开明：“我觉得对老年人的关怀应该有更多的民间机构来做。其实，以前在中国传统上有很多互助的组织来帮助老年人特别是孤单的老年人像我们广东有自梳女，她们生活在一起。国外有很多民间的心理咨询机构。现在中国整个的民间组织应该说发育得非常不完善。政府仍然是习惯于大包大揽。没有放开整个社会民间的活力来帮助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邀请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和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讨论中国都市老人自杀率大幅度升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