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环球网最近对中国的网友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是中国崛起的最大的挑战是来自国内？还是来自国外？调查的结果显示94%的网友认为挑战其实是来自国内。有6%的网友认为挑战来自于国外。来自国内的原因第一是腐败；第二是贫富悬殊；当然还有教育、养老、医疗等等其他问题。来自国外的障碍主要是来自国际霸权主义。我想先问一下孙文广教授，您觉得中国崛起这个障碍到底来自什么地方？”
孙文广教授：“我觉得中国崛起障碍最主要的是国内。我也同意这个观点。国内到底在哪些方面呢？腐败当然是很明显的，上上下下大陆也有很多传说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有很多报道这当然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我认为是它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它在做决策的时候缺少一些科学的分析，一些很成熟的程序，往往就是一部分人关起门来做决策，而这个决策后来看起来是错误的，不符合社会潮流。最后使它碰到了重大的挫折。”
记者：“我再问一下唐律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律师唐荆陵：“我也应该是属于94% 这一派。主要挑战和问题是来自于中国国内的。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一点需要阐发的，我觉得谈到中国崛起这个事情还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中国离崛起还早呢。因为它面积大、人多嘛，人均的财富状况还有教育、社会的价值追求都还处于一个很混乱的环境中，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连这点都做不到你去谈崛起，我认为那是空想，是一种幻想。只有中国成为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了，那么它才有可能崛起。才有可能有一个崛起的根基。如果根基都没有，你去谈崛起，那是假的。就像圣经说的‘你把房子建在沙子上，你建的越大，你的垮塌越大’。所以想中国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或者是过去的两百年当中，有好多时候中国在财富上它好像也是比较庞大的一个帝国，但是这样的帝国它是没有崛起，它也不强大。”
记者：“孙教授您怎么看？唐律师认为自由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最先决的条件，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文广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根本制度带来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之一就是自由；另外还有民主、法治、人权这方面都是将来发展造成制约的一些重大的因素。”
记者：“有的中国网友会谈到崛起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经济更发展了，我们这个国家就崛起了。为什么唐律师和孙教授都把崛起更多的看在一个精神方面的因素？”
孙文广教授：“这方面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比如说中国在过去历史上有一段时间看起来（经济）增长是非常快的，就是49年之后，当时50年代的速度是很高的，全世界几乎第一了。但是来了个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结果就暴露出来了它潜在的虚弱，内部很多的矛盾没有解决，它是建立在一种掠夺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没有自由、没有民主、也没有法治。这样就暴露出来最后饿死很多的人，经济停滞下来。将来往坏处想仍然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律师唐荆陵：“因为像精神上的价值，因为它是引领我们整个方向的。因为我们在一个方向上如果错误的话，那它只会是昙花一现，取得一些短期的成果。就像我们中国古话说的饮鸩止渴一样，你喝下毒酒来止渴，你刚开始止渴了，但很快你会死掉。自由它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才可能积累嘛，你积累才有会逐渐地前进是有根基的，才会在这个基础上能够落实。但是我们观察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它是一个治乱循环式了。一开始有所谓的治，它那个也是个假治。因为它是奴役之下的治，那种治理无非是通过屠杀，把人口杀掉一半，三分之一到一半甚至更多。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我们的国家才能得到治理，无论是财富还是各种技术的进步，才可能积累。”
记者：“现在企业管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以前不同的概念就是成员参与。它的一个最大的前提条件就是所有的员工都非常清楚这个企业的目标是什么？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生产什么东西。那落实到一个国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孙教授？”
孙文广教授：“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真正能够健康地发展，可持续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每个成员的活力都能得到充分地发挥，都要具有创造性。而不是被动的一群。现在中国就缺少这个。缺少每一个成员或者讲企业里的每一个员工他的创造性、他的活力、他的目标、他持续不断的这种激情。它缺少这种东西。”
唐荆陵律师：“首先我们应该立足于国内，民众的自由，民众的幸福，以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复到这一个问题上来的话，我们人民的创造力，人民的精神会焕发起来。同时一个赋有人道精神，赋有对自由和人权关怀的国家或者民族，或者这样的人民的话，它也会得到国际的欢迎的。因为我们自己对人民的债务都没有豁免，自己人民的养老都没有解决，你去外面豁免别人的债务，它的动机是深深的让人怀疑。”
记者：“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孙教授，也谢谢孙律师。”
您刚才听到的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和广东的律师唐荆陵讨论，什么是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