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4年5月在回复香港大学学生会一封有关香港“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的信函中承诺，“将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民主化的政治制度，即你们所说的‘民主治港’理所当然的”。赵紫阳亲笔签署的这封一度被认为多年前就已失踪的信函去年重见天日。这不免让人与“民主治港”还要等多久这个问题联系到一起。
香港《明报》星期四报道了赵紫阳回复香港大学学生会信函“出土”的来龙去脉和可能对香港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及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方法的影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人士何亮亮表示，赵紫阳信函的再现虽然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但当时作为总理就香港民主前途问题信函回复香港大学学生会应该是赵紫阳的“应有之意”；当年给总理写信的那些大学生现在已是香港社会的“骨干和精英人士”，他们当中或许有人会因此受到鼓舞，继续推动“民主治港”目标的实现。
何先生进而表示，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民主治港”，而是“民主治港”的标准是什么：
“这一点上香港的民主派或反对派与北京基本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北京肯定说民主治港不会说专制治港，但香港的反对派认为北京所说的民主治港不是真正的民主治港。目前，双方的目的还不能说到了完全不可调和的程度， 因为反对派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所谓民主治港，拿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为例来说，特首选举要不要有门槛，要不要有筛选机制。反对派中最激进一派人的观点是不应该有任何筛选机制，只要公民提名就行。比方说，有人被百分之一的选民提名，这个人就可以成为特首候选人。这一点北京完全不能接受。北京认为必须要由提名委员会挑选和确定几名候选人”。
香港民主派在香港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方法问题上没有统一的看法。何亮亮表示，他们迄今提出的办法是“三管齐下”，即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和提名委员会提名；对此，北京同意的办法只有提名委员会挑选和确定提名。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表示，香港虽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建立民主制度是不争的事实，但英国在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下管理香港，香港香港享有极大的自由。在香港回归后如何管理这个问题上，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许诺“港人治港，50年不变”，香港一定会实现民主，实现普选。夏教授说，当初赵紫阳的许诺和邓小平派给港人的“定心丸”迄今还只是镜中花和水中月：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香港有人感到受到中国政府的欺骗，那是因为当时追求香港回归并秉持民主理念的人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合二为一，邓小平显然利用了香港人爱国主义的情绪。从1997年回归到现在，香港的民主没有建立，香港已有的自由却在丧失。由此，我认为，今天问题恐怕不在于探讨香港在殖民地时期的民主有多少，而在于中国治下的香港不仅没有建立民主制，而且香港人的自由却在被缩减。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夏教授以上之所以发表如此看法是因为《明报》星期四的报道引述1982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现任中国全国政协港区委员张家敏的话说，中国政府已经兑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目前香港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的民主元素也比英国殖民时代多；由于香港社会目前缺乏理性讨论和互让互谅的民主气氛，即使2017年普选特首，香港仍然不算是真正的民主。
何亮亮认为，如果香港民主派内部能够达成共识，情况可能有所改变：
“如果内部有一致的意见，香港泛民主派与北京调和的空间还是存在的，因为双方还没有到不欢而散和不可妥协的地步。有关2016年立法会选举和2017年特首选举方法的问题，关键要看今年香港社会是否会形成一种相对共识。如果共识达成，选举可能采取新的民主办法；如果没有共识，香港选举只好原地踏步。总之，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当年给赵紫阳写信时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现在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叶建源对《明报》表示，争取香港民主是他那一代人的愿望，经过30年已人到中年的他仍然没有看到赵紫阳的承诺成为现实，看到的是“香港民主仍然在十字路口徘徊”。夏教授表示，虽然迄今习近平的走向让他感到“扑朔迷离”，但从民主和自由的角度看，习近平的所有做法给他的感觉是“凶多吉少”：
“因为习近平现在是在集权。有人认为，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可能采取新权威主义，推动中国的自由化，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们研究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以及智利皮诺切特的做法得到启示。然而，我并不认同，因为习近平一是现在反对普世价值，二是与西方为敌，抵制西方基本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观念，三是根本不承认真正的民主，自设民主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在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并没有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政治意志；香港民众也不会从北京争得他们普选立法会和特首的权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