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蒋永学先生编译出版的《戒严——台湾文学选集》介绍了在另外一个中文社会中，另外一种文学及华人的情况。
一九八七年，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蒋经国总统宣布，在七月十五日解除已经实施了三十八年五十六天的戒严法。三十年后，二〇一七年新年伊始，德国学者蒋永学（Thilo Diefenbach）在德国推出了纪念解严三十年，有关戒严和解严问题的德文本台湾文学选集。这本书以杨逵一九四九年的“和平宣言”开始，按照年代顺序收录了黄春明“两万年的历史”、李乔的“告密者”、李潼的“铜像店韩老爹”、王湘琦的“政治白痴”、李启源的“解严年代的爱情”、刘梓洁的“父后七日”等作品，最后以二〇一六年年胡晴舫的“世界”收尾，总共三十篇文字。
一位了解这个领域的文化问题的学者对记者说，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德国出版界和学界的一个空白，而且在关于文学、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的了解和研究上也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为此，记者在对蒋永学先生的采访的第二部分，请他谈了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这本书，蒋永学先生首先说：“我书里的第一篇是杨奎先生一九四九年写的‘和平宣言’，正好是在戒严时期的开端写的，国民党还没有彻底溃败到台湾。而最后一篇虽然是二〇一六年发表的，但是里面也出现戒严这两个字，这表明戒严这个题目到现在对台湾人还有影响，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我的书仔细地介绍了台湾解严前后的时代，德文出版界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介绍作品。”
对于这本书在了解有关中文文学及文化问题上的意义，他说：“中国文学，现在德国翻译过来的大多是非常有名的作家，莫言、苏童等，他们的作品当然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情况，但是大家都知道台湾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是两码事，完全不同，所以我觉得我的这本书跟中国大陆文学区别应该很大。虽然我不是特别了解中国大陆文学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从内容、可能也从风格、题材上都是很不同的。”
对于戒严、解严、台湾问题和中国问题的联系，他说：“我编辑这本书当然也是要把台湾的情况介绍给德国读者，因为我觉得了解台湾情况的德国人、欧洲人很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遗憾，很可惜的事情。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不了解台湾的人无法了解中国，也无法了解东亚的情况，无法了解东亚的历史。台湾在东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谁不了解这个角色，谁就无法把握那里的整个局面，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问题，尤其是历史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德国人应该进一步注意台湾的情况，并且希望我的这本书能够提高德国人对于台湾的注意。”
蒋永学先生说，这本书实际上得到了很多德国和台湾朋友的帮助。对此他说：“我想，我必须衷心感谢所有支持这本书的编译过程的人。首先我要感谢所有那些让我翻译他们作品的台湾作家，他们都对我非常友好，都和乐意并且同意了我的请求。国立台湾文学馆的人士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还有四位德国汉学家，包惠夫（Wolf Baus）、毕鲁直（Lutz Bieg）、何致瀚（Hans Peter Hoffmann）、马嘉琳（Katharina Markgraf），他们提供了他们所翻译的和编辑的资料。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台湾朋友们，他们给了我很多其它方面帮助和支持。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台湾书法家江柏萱，她为我书写了书的封面的书法。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我的计划无法实现。”
（特约记者：天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