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烛光晚会是香港市民悼念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死难者的年度活动，每年参加的人士数以万计，也是华人地区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而七一大游行，则是香港主权回归后，持续多年的大型示威活动，表达的是香港人争取更多民主和反对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要求。
这一集的节目，本台特约记者姬励思，访问了两位参与者和组织者，请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透过两个社会运动，看过去20年香港社会的变化。
本身是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的蔡耀昌，多年负责筹组六四烛光晚会，同时亦经常参加七一大游行。他承认，参加两个活动的人数持续下降，反映市民的热情减退。
他说:无论是主办单位公布，或是警方的数字，可以说是有不少的变化，我想也是无可避免，任何(政治)运动，经过一段长时间，社会、环境有变化，政治气氛常常不同，有时人多，有时人少，这有各种原因，其中热情下降也是事实。
最近两年，多间香港高等院校的学生会都表明，他们不会再出席六四烛光晚会。其中，中文大学学生会一度发声明，指责支联会不思进取，行礼如仪的悼念六四是“换取政治本钱”。他们又指，面对政府的压迫 ，香港人应该立身本土，又指对新一代而言，六四的意义已所剩无几，集体式悼念终需有停顿或结束的一天。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相信，大专组织有这样的反应跟占中后香港社会的分裂有关。
他说:经过占中后，大家觉得用什么方法，去推进社会运动，包括争取民主，或是针对大陆政权，没有共识，通常经过一个大运动后，会出现短期的模糊状态。这影响不单对六四，对七一也是。
除此之外，蔡耀昌指， 近年年轻人对国民身份认同下降，对中国的事不表关心。
他说:社会上引起有关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讨论，有部份人说我们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中国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不需要再关注六四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前学生会主席张秀贤,从2011年起几乎每年都参加六四晚会,他曾经担任学生组织的领袖,了解他们的想法。他同意近年本土思潮冒起,年轻人抗拒大陆,加上不满民主派的保守立场。(cheung1)
他说:这几年为何不出席六四,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传统民主派做的事,觉得没有效果,他们不满民主派,觉得民主派很多立场偏保守,不去六四,想跟民主派分隔。而且这几年本土化意识较强,对中国抗拒,对六四的态度,很多也是觉得是邻国的事,跟他没有关系。
张秀贤说，但香港的年轻人对七一大游行却没有太大的抗拒，只是有很重的无力感，认为游行没有带来改变。张秀贤对学生会的立场表示尊重，但就认为大学生有责任回应社会大事。
他说:我觉得心态比较重要，如果他们不出席，但另外办活动，这个我们可以尊重，但如果有立场，但不做事，我想问学生会拥有资源，但不愿意做事，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
蔡耀昌和张秀贤作为六四晚会，及七一游行的常客，过去20年有那些难忘的片段。
蔡耀昌最深印象是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五十万人上街，因对政府不信任，反对它就基本法23条，有关 国家安全立法，担心政府借此剥削港人的自由。
他说:最初大家都没有想过有这么多人，组织这个游行的过程也是很辛苦，这么多人出来，怎样让游行顺利进行，当天我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那天天气酷热，很多人是第一次走上街头，23条肯定是导火线，对23条立法特别忧虑。怕连仅有的一点自由，都会被剥夺。
而最令张秀贤感动的则是2014年的六四晚会，大陆维权律师滕彪在现场发表的讲话。
他说:因为当年我是中大学生会会长，那种情绪真的是。维权律师滕彪的发言，当年他在香港，他的发言很鼓动人心，就是把89民运的精神，放在香港的民主运动上。
香港有关六四和七一的两个民间活动，虽然同是为了争取民主和自由，但前者重点在中国大陆，后者则集中在香港本土。两个运动的此起彼伏，也从另一个角度，演绎了香港人中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变化。
自由亚洲电台姬励思报导 责编：陈平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