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二二八」新书，影像记录台湾两百二十八位二二八受难者故事。
在台湾，官方成立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周三发表「见证二二八」新书，马英九政府任命的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陈士魁，以身为二二八家属立场，公开反对总统马英九曾定调「二二八是官逼民反」的说法。
陈士魁致词时透露:「去年张安满董事在他阿公张七郎坟前讲政府怎敢说『官逼民反』？我自己的伯父也没去反，你凭什么把人家枪毙？这就是我无法谅解的，我也跟马总统讲说:『你讲这句话，我们家属没办法接受，这个过程不是这样的，当然有一些人拿枪反政府，但大部份的菁英那时候并没有去反抗什么，为什么被枪杀？』
陈士魁强调，当时很多台湾菁英不只没有去反对、反抗政府，反而还帮助政府在地方上调解、安抚不满的群众，结果却无端受害。
总统马英九二零零八年上任后，曾多次在二二八纪念会上代表政府向受难者及家属道歉，且每次都会分批颁发回复名誉证书，试图为受难者平反。不过，二零零六年二二八前夕，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他将二二八事件定位为「官逼民反」，而非族群冲突，因为当时有太多的外省人受到台湾人的保护，马英九当时说，今天如果还有人利用二二八制造族群矛盾，相信台湾人不会原谅的。
马英九当时的用意，显然是为消弭绿营或亲绿的本土派人士借由二二八撕裂外省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不过这番「官逼民反」的论调，不只引发二二八受难者和家属反弹，同党的蒋家后代蒋孝严当场更要求马英九表态他到底是代表台北市长还是国民党党主席的身分发言？
去年马英九前往花莲探视受难者张七郎医师家属，并出席二二八事件六十七周年中枢纪念仪式，家属张安满当众对「官逼民反」表达无法接受。陈士魁说，他事后向马总统解释为何家属会有这样的感受，马总统只是静静地听，没有说什么，但他相信马总统听得懂他的解释。
陈士魁在新书发表会上，首次道出去年发生的这件事和自己的心情。陈士魁致词时说，他的阿公五代都是医师，伯父被杀后，家族没有医师了，只到伯父那一代，而每年清明祭祖，长辈都会告诉他:『你的亲阿伯是如何被枪杀、被丢入河，十天后尸体才浮出来，见到亲人血水全涌出来的情景』，而这件事对他家族造成很深的阴影。
陈士魁说，他担任公务员多年，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自己的身世，直到被任命为二二八基金会董事长时，他还问基金会执行长廖继斌:「我是二二八家属，担任董事长适合吗？」同为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廖继斌对他说:「你是家属，更有一份责任替家属发声！」
「见证二二八」两册套书，由摄影工作者潘小侠花费五年拍摄两百二十八位受难者或遗族，潘小侠说:「两百二十八位里，约有二十位是当事人，其余都是受难者家属，我采访第一优先是，如果受难者死亡，我就采访他的太太、遗孀，如果遗孀走了，我就考虑他的孩子，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可以，我希望他拿受难者的照片给我拍下来，这个事件有少数人家里连一张照片都没有，那就是拍受难者本人或家属，完成这本书。」潘小侠提到，受难者本人大都很愿意说自己的故事，反倒一些家属的亲友会顾虑「说出来会不会有事？」他曾遭一名受难者后代的妻子拒于门外，拜托二二八协会的人去沟通，仍不得其门而入，这个家族有三人遭枪决，后代领了政府发放的三份冤死补偿金共一千八百万。
前阿里山乡邹族乡长高一生，则在台湾戒严白色恐怖时代，协助安抚反抗中央政府的乡民，结果连同他共六名原住民被枪杀，近四十名原住民遭受牵连，高一生的儿子高英傑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从小不只要承受丧父之痛、还被邻里指责是「匪谍的儿子」、「地方恶霸的儿子」，连与他父亲同案被杀的其他三个邹族家族后代都误会是父亲陷害他们长辈被抓，自己从小到大，受尽侮辱，当时他会偷听中国的电台，希望共产党赶快来统治台湾。高英傑提到，幸亏后来国史馆解密多件档案，让其他受害原住民后代了解国民党早就罗织罪名要抓他们的长辈，父亲的冤屈才获清白。
记者问高英傑现在还会不会怨恨国民党政府杀害父亲？高英傑说:「这种事情也是偶尔会出现，但是我也信基督教，有时候会去原谅，但是说实在话，我在看他(父亲)的遗书、阅读他的书信时，我的心里，有的时候魔鬼会出现。」
新书发表会上，来宾全程以台语致词，只有现任监察院副院长、卑南族原住民的孙大川以一口流利北京话发言，结果讲不到几句，立刻遭台下一名二二八受难者制止说:「我们都是老人，你讲那个中国话我们听不懂，拜托拜托，这里都是台湾人啦、我希望你跟我们讲台湾话啦！」事实上，这些受难前辈并非真的听不懂，而是打从心底对国民党政权以及他们来台推行的「国语」充满反感。
（特约记者：夏小华； 责编：胡汉强/申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