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是两个世代的「年轮」！五十年前，擂动文革战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早在北京大学随着红色革命风暴，烟消云散。「破四旧」留下的斑斑血迹，早已被二十年后天安门坦克车辗压的尸体覆盖无形。而今天的天安门，依旧「莺歌燕舞」。北京用血腥的双手，洗淨「人民英雄纪念牌」血色铅华，换上了强国的笑脸。
「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 米兰．昆德拉，《笑忘书》
俯身拨开历史的尘埃，我们找到了聂元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复刻真迹。我们用卑微的摄影机，拼凑历史的碎片，挺身对抗强权，和遗忘斗争。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它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六零年代初期经历三年大飢荒，接着毛与国家主席刘少奇产生纷歧，加上北京、清大等高校认为专桉工作组在打压群众的革命精神，毛藉机煽动聂元梓等教师抗议校长、在北大食堂张贴「反动大字报」，三个月后，毛自己也在中南海裡搞了个「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被认为是文革爆发的标志性事件。
张博树提到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裡强调说：「这样一种行左实右的作法，他认为的话，恰好证明了，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他们正在搞修正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去粉碎这样一个司令部，毛泽东的话借助于北大的这批大字报的话，开始把文革这样的主题，也就是要揪党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这个主题，就把他突显出来了。」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杨雨亭分析，「大字报」可看作是中共治理下特殊的媒体形式，人民有表达抒发的空间，怎料党主席藉以作为斗争国家主席的工具，红卫兵也是从大字报起来，后面还有人民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对这些大字报的呼应，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字报，文革达不到这个规模。
杨雨亭说：「那我们看到在文革的中期，为了表现对毛主席的忠诚，我们看到有把毛的徽章，这麽大的，别在肉上的，然后下身只穿一条长裤，还有别在额头上的，血流如注，走在马路上面，这样表现对毛的忠诚，那这是另外一种别在肉上的大字报，我可以这样讲。」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曾任职《开放》杂志香港编辑的蔡咏梅，谈到文革时她就读高二，被捲入造反组织，担任红卫兵，当时还因为曾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召见」，即使那身影只在远远的城楼上，她仍激动地感觉到这是她人生重要的时刻。
蔡咏梅提到，当时毛泽东的教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就是造反，文革把暴力合法化、甚至美化。她开始对文革感到恐惧，是「红八月」时期，很多老师、地主、资产阶级被屠杀、抄家、剃光头，家旁的河流每天有跳河自尽的尸体。
蔡咏梅说：「被捞上来了，那个尸体就全身发涨，就有一群人围着他看，整个场面是怎麽样的恐怖呢？就没有一个人发声，默默地看、看了以后默默地离开。」蔡咏梅还说：「我没有听到过一声哭声，没有人哭，就是妳发出哭声的恐惧都，如果你哭等于是向共产党抗拒、向他表示挑战，所以没有人哭，就这样的，你被斗被打这样的，我觉得当时那种气候是非常非常压抑、恐惧到人的骨髓裡面，很恐惧。」
美籍华人评论作家曹长青说：「经过文革那一代的人，包括今天后来的，今天中国发生这个道德的沦丧，和文革很有关係，说文革什麽？无法无天了、没有任何规矩了、中国传统文化好的地方全部被糟蹋了，什麽扫四旧、什麽规矩没有了，人和人之间变成一种野兽之间的关係，孩子怎麽可以揭发父母？学生怎麽可以打老师？甚至把老师杀害，把他心肝肺挖出来、吃掉了、吃人的事情发生，这在中国文革发生啊，所以你说今天道德沦丧、降到很低点，这个假菸、假药、假酒、假结婚、假文凭，无假不有，他们说中国现在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骗子是真的！」
张博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文革课程，九零后对文革的了解多半是空白，或是靠电视剧，但电视剧往往是「玫瑰色的」，与真实差距很大。张博树感叹，「个人崇拜」近来又在习近平的身上发生，这是历史倒退回文革的危险，显然中国民族始终没有跨越文革这道关卡，文革的历史仍然没有走很远，甚至距离现在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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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夏小华 编辑：黄春梅 监製：胡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