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林培瑞、白夏周四在香港中文大学就“六四”问题举行了一场大约两个小时的讲座与讨论。他们认为，六四屠杀是当局出于政治考虑的刻意行为，彻底摧毁了社会理想主义，后以经济发展合法性以及民族主义合法性取代了政治合法性。而当局对于“六四”的敏感来源于他们的不安全感，害怕党内分裂，危及统治。
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及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白夏周四下午于香港中文大学在主题为“六四作为历史转折点”的讲座上演讲。两位学者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六四”对于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并与主持人，北京律师滕彪以及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讨论。
曾在“六四”后把方励之夫妇带入美国大使馆并编译了《中国“六四”真相》、《零八宪章》，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的林培瑞认为，“六四”的关键不在于死亡的数字，更多的是作为历史转折点的精神意义。而当年的屠杀是当局出于政治考虑下的刻意决定。
“他为什么用武力去解决这个（六四）问题？他没有水龙头吗？没有催泪弹吗？没有木棍吗？我的分析（使用武力）是故意的，是个政治考虑，不是偶然的。因为除了在当时当地的影响外，在其他所有别的城市也可以发生（抗议活动），在时间上也可以跨25年去影响。当时有一句话说是邓朴方从邓小平那里漏出来的，邓小平说开枪换取20年的稳定，不管他说了这个话没，我觉得他的逻辑思维是这个，而且是对的，吓住了中国老百姓，在深层的意识上有屠杀的影子在。”
林培瑞又指官方从未忘记过六四，而六四彻底摧毁了理想主义，令公共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当你回到50年代的中国，很多人他们很相信‘为人民服务’，57、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慢慢把它打毁了。到80年代还有那么个影子：我们社会能够改革到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那些天真的学生上街，他都是这个层面上的爱国。但是‘六四’以来彻底毁了那种理想主义。理想和实际就变成两个层面，用什么价值观去代替呢？邓小平推崇的是赚钱、物质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且是那种比较表层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去代替公共价值。”
而在有关平反“六四”的问题上，林培瑞表示：“我觉得平反是个错误的概念，平反的前提是说我们认识共产党的合法性，我们要求他平反。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要求，我们的要求是废除一党专政。不是习近平站出来说‘对不起，我们错误，对不起，学生是爱国的’。这当然好，但不是根本问题。以后继续一党专政，那腐败问题、权贵问题、狭隘民族主义问题、犬儒主义问题都会继续。”
著有《寻找一个中国影子：中国的民主运动1919-2004》，编译了《猪的哲学》、《刘晓波文集》等多部作品的白夏则指，“六四”后，当局为防止共产党分裂，禁止社会组织起来，有独立的公民社会，但也从中吸取了一些教训，目前，地方的群体性事件会作出一定的妥协，但前提是不可以扩大到省乃至全国性的运动。
“当然，党的领导也不笨，他们也知道矛盾也会继续有的。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游行示威，小规模的，现在叫群体事件。（当局）可以妥协，在地方可以讨论，可以不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千万不能把这些事件扩大，变成省级或者全国的群众运动。”
与林培瑞的观点相同，白夏也认为，“六四”后，邓小平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合法性代替了政治合法性。而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则是用民族主义合法性稳固党的合法性。
“为了预防经济危机，他想改变这个合法性。一方面是‘中国梦’，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是一个强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有高的声音的国家。所以现在在东南亚、在越南、在非洲，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改变了邓小平当时的外交政策。”
会后，本台记者向林培瑞提到，八九“六四”已过去快25年，但当局对于六四的紧张度反而增加了，不仅抓捕了参与“六四研讨会”的浦志强律师等人，还首度禁止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回北京祭奠亡子。
对此，林培瑞回答道：“他脆弱，他心里不安全。他从‘八九’得出来的一个教训，共产党的上面一定要保持统一，所以有一个裂痕出来，有一个挑战出来，他就很害怕。”
滕彪律师接受本台采访时则表示，当局大肆抓捕维权律师、异议人士正说明了他们的心虚以及控制力减弱。
“从表面上他很自信，谁都可以抓，但是背后是他的不自信、心虚。民间的冲突，要求人权、要求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维权力量已经开始具有组织化、政治化的趋势，另外经济发展也出现问题，也包括新疆、西藏（问题），这些都令当局非常紧张，力不从心。所以抓人多，控制严，是他控制力减弱，不自信的体现。”
（特约记者：扬帆 / 责编：林迪；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