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感谢夏业良教授和程晓农博士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国的经济学术界目前集中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方面，始终围绕在农民市民化方面和区域经济平衡问题。夏业良教授您认为目前出现的工厂企业内迁是不是目前市场选择的一个正常的结果的呢？
夏业良：“我认为不是。因为中国目前推行的不是市场化的路径；而是一个计划回归的，更多的用权力和垄断来控制资源这样一个路径。所以它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生的自然演化；而是在制度变革滞后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扭曲。成本上升的压力始终存在，尤其是工资成本。珠江三角洲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工资平均增长率大约只有5 ~ 8%。而在长江三角洲或者其它一些发达地区，工资增长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也只增长了不超过15%。有些工人染上了职业病、传染病，还有一些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其实长期都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增加工资， 但实际上反映的是劳资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它背后凸显的是一个制度，制度变革的滞后造成了利益阶层的分化和对立，从东南沿海一带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20年来看实际上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在被迫的、没有办法解决资源配置的扭曲问题的时候所做出的极端化的反应。”
记者：那么程晓农先生，我们注意到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连续性的罢工事件，人们认为工人增加工资的结果将会转移到商品价格的成本上去，将意味着产能萎缩，这也就等同于经济动力的丧失。 那么就刚才夏教授提到的中国特有的劳资体制目前向内地的转移，您有什么看法呢？
程晓农：“工人要求加薪这个在企业微观层面的现象被一些人扯到了宏观经济层面，认为会导致产品价格上升， 然后产能萎缩、物价上涨。这种说法把因果给颠倒了。实际上仔细去看，目前大部分外商投资的企业，特别是港台企业压低工资，他们的产品主要不是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所以如果有产品价格上升，其实只不过是对国外市场有所影响，对国内并没有太大的直接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天天在喊内需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劳工阶层收入过低。我们就以郭台铭这个富士康为例，郭台铭为什么在台湾实行产业升级，高度的自动化，而在中国实行的是压低工资？因为台湾有工会，是民主制度，而且有言论自由、有舆论自由。结果把这种落后的靠压榨工人血汗的经营方式转移到了中国来，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给它创造了这种制度环境。转移到内地并不意味着产业升级了，相反他只不过是落后产业和残酷的剥削搬了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制度环境是不利于产业升级的。”
记者：那么夏业良教授，我们注意到中国在近些年经济的发展，资本政策和资源有向东部明显倾斜的趋势，而相对来讲，中西部的发展较为缓慢。从“21世纪经济报道”的这篇文章来看，它认为工厂企业的内迁潮的形成对于东部成本昂贵化的减低，和为中西部增加动力，减少社会矛盾，解决经济的两难问题都有好处。夏业良教授您对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夏业良：“我觉得它把一个不好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尽量说成是正面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这种转移是被迫的转移， 不是主动转移。本来是根据经济发展应该有一个梯度升级。中国是一个庞大的政府权力相当集中的这样一个经济，所以在中国搞政府主导型经济，似乎效果非常的明显。但是这个‘明显’背后是有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而且往往对后续的发展形成负面的影响。向中西部转移本来我们看是一种无奈的转移，是一种扭曲，或者是一种被动的调节。但是它把它说成好像是一个主动态的，是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可能是把坏事想变成好事的一种自我安慰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种改进显然跟主动地、积极地向中西部推进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记者：那么陈晓农先生，我想请问就目前中国经济转型出现的工商企业内迁，我们应该从哪些社会学的角度关注这些问题呢？
程晓农：“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除了要有企业本身的投资和企业的研发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的责任，那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换句话讲就是提高普及教育的作用。在过去这十几年来，中国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农村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准实际上是在下降当中。农村大量的中小学被关闭，很多农村的年轻一代不能受良好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又形成一个结果，就是由于劳动力素质低下，因此只能引进劳动密集型的，靠延长工时、降低工资，以这种经营方式为主的这些企业，换句话讲是劣质型企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中西部省份由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落后，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瓶颈，产业升级刚才我谈到是一个空话；另外一方面这种劣质企业即便迁移到了内地，它只不过是短期内用短平快的方式拉动GDP，但是实际上对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并没有真正有效的作用。”
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何平邀请北京大学的夏业良教授与旅美中国学者程晓农讨论中国沿海企业内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