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情报机构接连表态，正调查武汉病毒研究所和这次新冠肺炎的关联。另外，特朗普在周四还向媒体表示，他已经得到病毒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证据，但是目前还不能公布与众。已成为众矢之的的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在今年二月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透露，事实上，她在第一时间也怀疑过病毒是不是来自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焦虑失眠。为什么石正丽会这么说？请听记者郑崇生的整理报道。
“病毒会是我们实验室出去的吗？”2019年12月30日，人在上海开会的石正丽，接到武汉病毒所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刻搭火车赶回武汉。当时，两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在想，“是不是湖北卫生局搞错了？难道来自我们的实验室？”
这是石正丽在今年二月接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访问，透露自己第一时间听到武汉传出不明肺炎的混乱思绪。月刊更新相关资讯，将于6月出版完整内容。
有“蝙蝠女郎”称号的她，投入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研究超过15年。她在《一席》网络演讲节目中透露，为了追寻当年SARS非典肺炎的起源，她和蝙蝠结下难解之缘，2005年有了初步发现。
石正丽：“在分类学上，蝙蝠身上检测出来的冠状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属于同一个种，所以，我们称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这个工作很快就发表在2005年《科学》杂志上面。可以说是我们寻找SARS源头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可以说，石正丽是第一个指出蝙蝠身上携带的冠状病毒，和造成人类感染SARS非典肺炎的冠状病毒有高度关联的科学家，她从此带着研究团队上山入洞、抓蝙蝠、搜集蝙蝠排泄物。这些都是艰难且高危险的工作。到了2011年，他们在云南山中取得蝙蝠身上携带冠状病毒的样本，有了更具体发现。
石正丽2013报告：蝙蝠冠状病毒可能跨物种传播
“我们发现，这株病毒和SARS病毒有很多相似地方，除了进化关系近，功能方面也非常近。”石正丽说。
云南中华菊头蝙蝠身上携带的冠状病毒，是SARS病毒的直系血亲。石正丽后来将这一研究发现在2013年发表于《自然》（Nature）杂志，并指出这个病毒具备跨物种的传染能力。
这也足以解释，她为什么在《科学美国人》的访问中说，她本以为冠状病毒的高风险区域应该是中国东南部的广东、广西或云南，“我从没想过这会在中国的中部城市、武汉爆发开来”。
为什么是湖北武汉？报道提到她自我怀疑与自我验证的说法，但也让人有更多猜测联想。
疫情初始，她每晚难以入眠，除要研究团队反复检测送来的患者病毒样本，并建立病毒基因排序，拿来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一万五千多千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另一方面，她浏览过去几年实验室的记录，查核实验材料，尤其是在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有没有疏失。
“没有一个（病人）的病毒基因序列和我们团队采集到的蝙蝠冠状病毒基因序相符。” 她大叹一口气，如释重负般说到。
然而，现在外界很多人将病毒的来源指向她的P4实验室研究团队，这让她感到痛苦，但每天还是得继续研究工作，“这是新常态”。 美国情报部门说，他们虽然排除这次新冠病毒是人造或是被基因改造的可能，但是还在调查是否是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
美国学者早示警：病毒功能取得的研究走太远
石正丽表达疫情爆发后心情转变的过程，却无法消灭阴谋论，甚至全然取信于人，原因就在于一头热钻入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后，她是不是在全世界生物学尚未订出完善的“功能性取得”（Gain of Function, GOF）研究的规范时，走得太远太险？
公开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巴瑞克（Ralph Baric）在2016年在和石正丽联名撰写的报告中警示，石正丽提供的WIV1-CoV冠状病毒的全基因与嵌合体（chimeric ），可在人类呼吸道与体内迅速增生。在缺乏疫苗与药物的情况下，从事GOF的研究，有安全风险。
巴瑞克说，“不断的混入不同的冠状病毒，会为产生危险的新病源体，创造大量机会”。
“功能性取得”的研究，虽有助于疫苗与药物研发，但人工探究合成不同物种携带的冠状病毒，可能加重病毒的传播力与毒性，在病毒研究上一直有争议。
以美国为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武汉病毒所曾经有这方面的项目合作，但是2014年美国叫停，国立卫生研究院持续探讨功能取得研究的道德风险及规范建立。
研究与调查的透明度 中国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是否愿意公布相关蝙蝠基因资料库的资讯，截至发稿，石正丽没有回复自由亚洲电台的电子邮件查询。
同一时间，世界卫生组织（WHO）驻中国代表盖立（Gauden Galea）接受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专访时表示，中国多次拒绝世卫参与2019冠状病毒疾病来源的调查。
中国不让世卫参与，光凭石正丽的说法，如何取信于人？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崇生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