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记者委员会”8号的一份新闻稿说，2011年全世界被监禁的记者中，将近半数为网络记者，大约45%是自由职业记者。伊朗被监禁的记者为42名，人数之多连续两年排第一；厄立特里亚被监禁的记者为28名，排名第二。排在第三名中国之后的两个国家为缅甸和越南，其被监禁的记者人数分别为12名和9名。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迪兹在接受本台记者电话采访的时候，介绍了中国政府２０１１年监禁记者的情况，
“总的来说，我们所看到中国的情形是，被监禁的记者中网络记者的人数增加了，过半数为网络记者。中国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时候，博客主人或网站负责人中哪些人被捕了，哪些人获释了，我们往往要在事后很久才获悉，因为相关过程很隐秘。那些被捕的记者，是那些当局认为将自己的声明政治化并且走得太远的人：那些推进民主、推动民主党派的成立的人，或者也许是那些批评军方的人。很多情况下，是那些当局认为不是单纯的记者、而是政治组织者的人。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人是兼而从事政治活动和网上新闻。你会看到，将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精明，懂得哪些红线是可以越过的，哪一些不能越过；哪些话是可以说的，哪些话会让政府恼羞成怒。”
迪兹表示，被监禁的记者中，许多是藏族和维吾尔族的网络记者。
美国约克学院教授周泽浩表示，那些被监禁的少数民族网络记者所不满的是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失误：
“美国国务院政策、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西方政策、国际条约的政策对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主权是没有异议的。现在揭露的问题是具体的一些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政策，比如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们的语言学习，汉语要学多少？维族人的利益及宗教政策。这方面跟主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达赖喇嘛本身也是反对、也是不支持西藏独立，这是他反复强调的。关键问题还是回到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媒体自由。你说你西藏没有自由，你要达赖喇嘛到中央电视台宣布说我达赖喇嘛宣布西藏永远不独立，那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让他说一句话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他没有这个机会来表达这个问题，所以关键还是一个新闻不自由。”
这位学者表示，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的中国政府缺乏开放新闻自由的胆量：
“我们知道美国已经二十几年了， 看到了很多社会上的一些媒体的作用，感触很深。包括中共本身，那个时候在重庆的时候，在1944、45年内战的时候，也是依靠了媒体来作为揭露国民政府的一些非民主现象，正因为这样中国就是利用媒体上来。它现在对媒体这个功能，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不是？所以它看到有那么多东西要捂盖子，所以它不肯放，这个是很自然的。”
周教授表示，中国在把经济搞上去的同时，其它衡量一个大国、强国的指数 政治民主、社会公平、新闻自由，等等也应达标。周教授对于中国新闻的开放前景抱谨慎乐观态度，一是因为南方报系敢于打擦边球的精神为其它媒体作出了榜样，二是互联网和推特的普及使政府的防范越来越困难。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