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项目协调理事会本月二十二日将在日内瓦举行之际，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十八日发表了一份题为：“歧视、否定和驱逐：生活于艾滋病中的移动人口面临之人权侵害”的报告。其中例举了沙特阿拉伯将艾滋病呈阳性反应的移民递解出境的政策；在南非难民、尋求政治避難者以及非法移民健康医疗保障的严酷现实；以及被美国递解出境的艾滋病感染者回国后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
报告也提到在中国遗留的城乡户籍制度阻碍国内流动人口接触到免费医疗的问题。
本台周五就此采访了北京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郝阳，他表示流动人口的艾滋防治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难题：“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是同样的情况，这是世界性难题，其他国家有什么情况中国也有，只能这么说。”
郝阳介绍，在中国，已经实施各种措施尽量向流动艾滋病感染者提供药物，但主要还是属地治疗：“我们要求尽量属地治疗，因为情况掌握得比较好。首先鼓励病人在当地治疗，实在要外出的话，一个是本地比如河南云南乡镇为单位会定时给他们打电话，到需要治疗拿药的时候一个是能回来，实在回不来的就给他寄一些药，让他坚持吃药。有的长期在外地打工，可跟当地疾病控制机构联系接受当地治疗，比如在北京打工，如果提供当地证明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给予治疗的。（实际操作上有什么困难么？）困难多了，各种各样的都有，很难一两句话说清楚。”
民间艾滋病防治组织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说，中国僵化的户籍制度以及对一些群体的歧视，令离开原住地的医疗保障难以实现：“在城市里流动边缘化群体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对艾滋病流行影响会很大。原来我国政策规定是要有当地户口，现在稍微放宽只要有暂住证就能在当地拿药，但是一些人受到排斥，根本办不到暂住证。治安管理政策下，每个地方的警察都把他们认为会有麻烦的人赶出去。实际上即使有了暂住证也很难拿到，卫生官员可能说我们没有这个指标、预算、上面没给我们钱等等，所以不是本地的人很难拿这些药物。整个国家体制、财政拨款、对人的管理都是和户口有关联的，所以即便卫生部门高层有很好的愿望希望根据住地解决医疗问题，但整个政府体制还是缺乏灵活性。”
人权观察机构的健康人权项目负责人Joseph Amon说：“妨碍移动人口接触爱滋防疫和治疗的歧视性法例和政策，威胁着全球对抗爱滋的进展。”
报告呼吁各国政府、国际性机构和捐助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合力推动改善法律以及提供相关服务，确保全世界感染艾滋病毒的移动人口能够得到平等、持续的治疗。
而在中国，有意见认为官僚体系对资源和权利的垄断令这些目标难以达成，万延海说：“中国卫生体制的官僚主义， 大量资金滞留在体制内，不能有效用来服务社会。现在由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到了基层，官员更多想到的是自己贪污腐败、怎样发奖金而不是为社会服务，要政府在整个管理体制作出改革，而不是单一的艾滋病的问题。”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