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重庆市的教育部门把中小学生的视力也作为他综合素质的一个标准，据说视力好坏可以占一分，这一分呢可以在总分一百分里虽然很少，但是在学生保送，在考试加分的时候，这一分可能就会相差很多。所以这个引起了一些争议， 先问一下李浩李先生，你觉得把学生视力作为学生整体素质的一个标准，您觉得合理吗？”
李浩：“坦率的说我觉得不合理。如果你把眼睛近视程度作为一个整体素质，那同样我也可以说把龋齿的发生率作为标准。”
记者：“什么发生率？”
李浩：“龋齿啊，就是老百姓说的蛀牙。其实中国好多事儿挺奇怪的。好多事儿规定出台就是某一个官员的长官意志。你说眼睛好就不给我加分儿，那我眼睛好就给我加一分儿。那我换一颗牙你给我减一分儿或者是加分。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整体标准，很难掌握。好多时候近视眼这是遗传来的。他遗传来的天然就会比别人低。这难说了。 ”
记者：“那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谢田教授：“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可以公正说这个不是一种按照身体状况的歧视。有人可以说牙齿和学习没关系。假如说听力可能跟学习有关系，或者讲话和学习有关系，那是不是就说听力差的人也不行。这样的政策就是对那些身体状况尤其是先天身体状况不好的人是一种歧视。所以这个看来不是很公正的。”
记者：“我想李先生再给我们补充一下，近视眼这个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李先生：“现在在临床医学界有几种原因就是对近视眼的成因有几种看法：第一种就是分内因和外因。内因里又分几种比如说遗传因素。近视眼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已经被公认了。第二点就是发育因素。小孩婴儿由于眼睛比较小所以有点儿远视，但随着年龄增长，眼球会逐渐变长。这是二个因素。一个是遗传素质，一个是发育因素。你外因来讲还有好几种。比如说有环境因素。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同事们做文字工作，眼睛经常很紧张眼肌，所以是外因。如果以中小学生为例，中小学生我们有一个调查，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眼睛患病率明显上升。就是因为他学习课业加重，眼睛近视方面明显上升。”
记者：“这些方面是不是中国方面的情况特别严重？跟中国的教育方法也有关系？”
李浩：“我手头有几份资料。有一份是青岛市市南区2128名中学生近视眼发病调查。它调查初中生1232中有近视眼患者633人，其中占51%。我还有一个包头的中学生也是中学生近视影响因素调查。它的发生率是22.59%。 ”
记者：“我倒是手上有一个重庆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2007年到2008年。它说全市高中男生近视眼的比率85.9% 。高中女生的比率就更严重，89.5% 基本上90%。这个是不是学习压力太大了？”
李浩：“我觉得是呀。中国学生学习压力是挺大的。以我个人为例，我们小学上学时没有什么课后班、奥校什么的。现在我打电话回家好多学生要上奥校，学英文，还是学英文。其实好多学生压力还是很大的。”
记者：“嗯。我想回头问一下谢教授对一般人来讲，学习不好对学习、工作可能都受到影响，这确实是身体素质嘛，你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歧视？”
谢田教授：“因为至少从现在医学讲呢，眼睛不好它可以有补救的办法。它可以戴眼镜，可以带隐形眼镜。它至少对学习是否有效呢？这是在个人问题。应该由老师和学校的考试来确定。而不是在之前就剥夺了这孩子受教育的权力。我想中国还不止这个地方。我记得乙肝的病毒携带者，他也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而中国乙肝的病毒携带者其实是非常非常得多。”
记者：“教育是不应该有身体方面残疾的歧视是吗？”
谢田教授：“对。即使他本人在学习上有缺陷，那歧视仍然是不对的。那自己能不能完成学业是他自己的问题。他们实际上应该是更多的看护和更多的优惠，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得到一个学术里得到歧视。”
李浩：“我比较同意谢田教授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一个医疗机构的决定来影响教育机构或者来剥夺一个学生受教育的权利。这没有听说视力不好或者因为评级不让他入学，我觉得这是很不合理的。”
记者：“是不是学校方面应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减轻一些压力呀，或者说采光方面呀。教室里面的光线，学校方面也有很大责任。”
谢田教授：“那是当然的了。尤其老师应该有意识地防治学习用眼过度。比如一次近距离不要超过50分钟为准，然后每个小时应该休息10分钟。”
以上是本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眼科专家李浩和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谢田讨论重庆市把视力状况纳入中小学学生素质评价体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