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有关写作出版等各种国际活动的独立中文笔会，不久前会长贝岭应邀参加了联合国国际出版人协会年会，并且向大会介绍了中国出版界的情况。
二零零一年成立的独立中文笔会，成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国际社会的作家和出版组织无法与中国的非官方作家联系，中共的独立作家也无法与国际社会的写作和出版组织合作。
为此，刚刚由于国际社会作家的呼吁和帮助，得以从中国监狱中释放并且再次流亡到美国的诗人贝岭和一些国内与海外作家联合创立的独立中文笔会。时过十二年，二零一三年年贝岭再次当选为会长。他当选为会长后更为积极地参与了国际社会的各种有关写作和出版的活动。四月二十号上午，贝岭在时过四个月后再次途径德国到西班牙参加国际会议，为此记者采访了贝岭先生。
他首先对记者说：“今天我上清晨很早到的法兰克福机场，我晚上八点钟就要再次乘飞机到巴塞罗那，参加国际笔会语言、翻译与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年会。来德国前，我刚刚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国际出版人协会的年会。”
关于国际出版人协会，他介绍说：“国际出版人协会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由国际上的出版家和各个国家出版人协会共组。它实际上是一个跟国际笔会有相同性，又有不同性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性的文化机构。他们是每两年在一个国家举办一次年会。我是第一次以非官方的独立作家身份参加这样一个由各个国家的出版人协会组成的，有一百个国际出版人协会所属机构的年会，也是第一次作为来宾被请来作专题做演讲。”
对于这次会议，贝岭会长认为，有两件事情应该介绍：“我参加这次出版人协会的意义有一个在于，中国官方的出版人协会一直是列席代表。因为出版人协会是由独立的出版人组成。中国的出版协会是官方的，因此每次他们都是作为特邀的列席代表来参加。那今年他们居然因为我来参加，他们说拿不到签证所以就不参加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拿到泰国签证是最容易的。这显然是一个不想跟我共聚一堂的托词。他们有两个技术专员来了，一个是农业部的，另外一个是数位出版的专家来了。”
关于他直接参与这个会议与第二个重要活动，他介绍说：“还有一个是我今年特邀和一位俄罗斯的重要的出版家，一位极其优秀文学出版人，伊琳娜，和她一起做专题报告，有关俄罗斯和中国在出版审查制度和出版自由上的经验向会议作专题报告。”
对此，贝岭先生说，与会的几百名代表怀着极大兴趣倾听并且参与了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对此，他介绍说：“俄罗斯在出版方面的审查，在出版方面所做的巨大限制和中国有很多不同。我跟伊琳娜做了非常非常好的分享。比如说俄罗斯是有出版自由的国家，私人出版社已经成立了很多。中国目前没有私人出版社。所有的西方媒体居然都不知道，中国是没有私人出版社的，私人出版社是叫二渠道，文化公司。同时我们又探讨了中国官方的出版社是通过出卖书号，来维持他们的控制，以及让文化公司可以谋生。在这个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比较，我们共同认为中国的政府创造了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出版控制及出版审查制度。这样一个方式的技术性的专业能力，让全世界的专制政权或威权政府都叹为观止。她说普京正在向中国的这些极聪明的方式学习。所以这个报告和座谈让整个国际出版业了解了中国丰富的、复杂的在出版和文化上的统治术。”
（特约记者：天溢 责编：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