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公布获奖者名单之际。日本的科学家大隅良典获得今年的生理或医学奖。有外国媒体发文说，和日本相比，中国诺贝尔科学奖项的获奖人数少得可怜。在中国大陆学校教育出来的人，获得医药奖的人只有屠呦呦一人。作者认为， 中国大陆的教育已经“工具化”，培养不出有创造性的人才。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19月5号发表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 周健的文章，题目是“诺贝尔奖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作者认为，今年10月3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细胞自噬机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发布会结束后，中国一家媒体的记者在采访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时问，大隅良典的“细胞自噬机理”有何应用前景？吉拉斯面对这个有点“外行”的问题回应说，尽管在未来有各种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更为基础的层面让人们理解细胞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专注于应用。这位中国记者的问题可能有些“结果导向”。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人们只问结果。不少坚持自己的理想，却最终一事无成的人，经常受到嘲笑。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此表示，中国的教育和科研都存在严重的结果导向，
“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太注重实用性，强调能够注重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因此忽视了基础科学的研究。“
事实上，很多基础科学理论在它被发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会有什么实际应用，胡星斗教授说，
“但是人们会大致猜测到今后会有可能改变科技或者是产业方向，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在当初科学家并没有本着功利的目的去研究，
可以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西方国家和日本目前都十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而中国却更注重带来短期经济效益的科研项目，这是一种短期的眼光，因为基础研究可以带来意义更为重大的发现。”
文章说，早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中世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中就认识到，一个有价值的行为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人类的社会伦理必须超越结果导向的简单驱动。
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在传统上都比较重视实用性，
“中国的四大科技发明都是实用基础，但是中国古代在基础科学理论上的建树并不多。”
文章说，1949年，日本人汤川秀树成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此后，日本在上世纪共五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00年以后的16年间，日本共有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对此表示，日本在进入21世纪后，几乎年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而中国境内只有屠呦呦一人，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究其深层原因，第一个是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应试教育，只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没有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力。”
文章认为，2000年以后，日本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开始上学的青少年。日本二战前和战后，教育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把人当作“爱国工具”来培养，后者是把人当作“人”来教育，把教育孩子什么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孙文广教授指出，中国大陆教育具有工具化的倾向和中国政治体制有关，
“共产党就是要把人教育成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他们的一贯口号。一个人一旦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他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还有什么创造性可言？”
（记者:高山 责编：嘉華）